她的性格如文字一样爽利

位于289艺术园区的“大观园”，并不算一个特别大的空间，活动当天却“意外地”从四面八方来了70多号人。一眼望去，不同年龄、不同身份，形形色色，场面却格外和谐。难怪有人笑言，文学或许是当下最容易找到共鸣的兴趣爱好了。

“大师下午茶”活动现场

当天到场的人，大半是女性。稍微年长一点的，不用问，那都是张欣多年的“铁粉”。《作品》杂志资深编辑张鸿、《南方日报》文体新闻中心副主任李贺也是这次活动的嘉宾。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两位从事采编工作多年的传媒人，加上一个女作家，三人之间的对话和碰撞也是金句不断、默契非常。

相比其他作家，张欣在网上能搜出的报道非常少，只有寥寥几篇而已，形象颇有些“高冷”。但最近的几次接触，却完全推翻了艺评君的固有印象。

刚刚过去的2月份，在一场全省作家讨论重大选题的会议上，艺评君见识到了她“随性”的创作态度。她说，自己从来都是“跟着感觉走的”，写作从来没有“大纲”或“时间表”的观念。活动现场，她自然大方地向观众分享自己被保姆“逼哭”的糗事：“当时，家里钱都不见了，东西都被翻过了，我心想是保姆做的。她却那么淡定，一脸无所谓的样子：‘你去告我啊！’我一听就傻了，一下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作家也能这样？”与不少观众一样，见证现场这一幕的艺评君感到十分愕然。但你没有看错，这就是那个“性格如文字一样爽利的女人”了。

“故事性很强，叙述绝不装神弄鬼。从她写的书里完全可以看出她把自己融入书里的人物里去了。”张欣的一位忠实粉丝如此评价道。她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不在梅边在柳边》，就体现出张欣张弛有度的笔力：紧张处如狂风暴雨，平静处如潺潺溪流。读完之后，却留给人无尽的回味与思索。这便是张欣的“独门绝技”、也是其作品的独特魅力所在。

“要写就一定要回到广州来”

张欣以“擅长细腻而深刻地刻画都市男女爱恨纠结”而蜚声文坛，成名至今已有20余年。她的作品被大量改编为影视剧，尤以《深喉》《锁春记》《不在梅边在柳边》等长篇小说为大众所熟悉，陈道明、夏雨、李亚鹏、李小冉、马伊琍等明星都曾演绎过她的笔下人物。

电视剧《锁春记》

在评论家眼里，她是“最早找到文学都市感觉的人”，“都市文学写作的先锋”。她基本上保持每年一部作品的高产创作，甚至有人认为，她小说的影视改编将对广东本土影视创作带来巨大的生机。这位风光的女作家很有自己的个性，一点也不“端着”，和市民交流也格外坦诚、掏心窝子。“文学创作是‘后浪推前浪’，我都是‘妈祖级’了，原本以为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没想到今天到市民空间一看来得都是年轻人，真好。”她说。

喜欢张欣小说的人，大多会被她笔下的故事情节所吸引：她的语言简洁明快，诙谐风趣之余又很让人回味。她写亿万富翁、高级官员，写富家女、金领男，也写打工仔、黑社会，人物形色各异，故事发生的背景却都在这片南国的热土。

曾经有段时间，张欣对“言情作家”这个头衔很排斥，“那个时代，大家会分工人题材、农民题材、寻根文学之类，这样给作家贴个标签，也便于对作品进行梳理。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纠结了，我更在意的是读者。”

张欣为读者签名

作为一位“外地人”，张欣选择一头扎在了广州，对这座城市观察、描写了整整30年。对于大多作家来说，为写作保持一定的时间、距离，这比书写眼前的现实要更加容易。“张欣恐怕是中国作家里处理城市都市题材、处理现代人内心经验、处理日常生活最好的一位。她不但有面对现实的勇气，而且能踩准时代的敏感点。”中山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谢有顺曾这样说。

的确，张欣的小说，关注的都是都市人的情感世界、生存状态、事业追求。她说过：“因为我是一个感受型的作者，所以从一个女性的视角看待社会生活我较为擅长，把握起来也会轻松一些。”对于张欣而言，广州教会她了务实：“一平方米的档口可以开很久，所有人都在很顽强得生活，他们化解困难的能力令人震撼。

作为“外地人”的张欣，到了广州，往往比“广州人”更敏锐，“对于那些习以为常的事物，我都会好奇、看热闹。”一次，她看到一个人给猴子洗澡，比伺候老爹还尽心，她为此在那站着看了很久。

张欣说，她一离开广州就写不出东西：“要写就一定要回到广州来。有时候没灵感了，觉得没什么可以写的，就坐公交出去转一转，一个葱油饼摊、一堆人哗啦哗啦打麻将，甚至一碗米粉，看着这些，我就感觉有写不完的人和事。”

将平凡的生活写得“目瞪口呆”

张欣现场讲述自己的创作心得

张欣和池莉两位女作家都关注女性、关注人生，却各有特色。如果说，池莉像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张欣则接近于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对于张欣的小说，池莉的评价是：漂亮的，圆润的，聪明的，饱满的，是建立起了她独有的叙事风格的。

张欣的父母都是军人，她不到15岁就去当兵，人生前30年的岁月，她都是在部队大院里度过的。1984年她转业后走进广州市文艺研究所，从事专业创作。而当时的中国，正值社会、经济改革方兴未艾之时，作为改革前沿阵地的广州，商品经济的大潮更是汹涌难挡。这让作为“外来人”的张欣，更加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裂变、阵痛。

在张欣为自己的文集所作的序言《那是我来时的路》里这样写道：“我⋯⋯学会了如何对待实际利益，以及如何地不避名利⋯⋯”“值得庆幸的是，我还没有到麻木不仁的地步，军人身上最优秀的品质总能令我动容，总能令我激动不已。”

在张欣眼中，广州的生活就是“很具体的”，她对于“仔细观察普通人生活”这件事，特别有兴趣。这种“观察”不是“下生活”式得拿着包，到一个村里指指点点，它就是你所见、所闻、所感。

“文学有时候也挺简单的，一个人来了，一个人走了，都可以文学的形式出现。但如何能让平凡的生活让人有目瞪口呆的感觉？能写出这些的人才能当作家。”

在张欣看来，“都市文学”要表现的绝不仅仅是城市表面上的服装、夜总会、海鲜馆，而是在于人们内心与人际关系的变化：“自己在家里看书，这跟欲望没有关系，但是只要一出门就不是了，别人坐头等舱，你却得在后面挤着，别人想买什么就买，你却得算啊。每个人都会感受到这种冲击，这便是城市环境。”她说。

在《锁春记》里，张欣用文字将那些看上去理性、高端的人“剖开”，把他们病态的心理以及承担的心理压力给大众看，电视剧版演员马伊琍更将一个病态的女强人扮演得惟妙惟肖。

“写都市文学，我们永远在探讨一个核心话题——心理健康。在城市越来越扁平化之后，你随时可以叫外卖，一个人可以干几乎所有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却在不断加深，忧郁症完全是爆发性增长的，那些都市年轻人精神上的焦虑我们怎么去呈现，这些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她说。

广州没有“地标性作家”？

现场，李贺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纵观全国，就文学成就来说，西北、东南、江浙等地区，能都能够代表该地域的代表性作家，比如贾平凹、陈忠实、余华、方方、池莉等，广州、乃至岭南地区却似乎很难罗列出这样的一批代表性作家，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关于这一点，张欣表示“一点都没介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广州到底需不需要有一个‘地标性的作家’呢？”未必。张欣认为，广州的作家群一直在努力，或许，相对于其他地域的作家而言，广州作家的确少了那么些“精英意识”，但作为一个身处广州的作家，张欣很感激广州给了她“平视生活的机会”，“在这里，一个作家跟裁缝、卖肉的从来都没有什么差别。或许，去北方或者其他城市，作家会有些‘灵魂工程师’的使命感，但在广州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的商业城市，我们不会有这种身份上的差异感。”

张欣深知，一个作家是特别容易有“盲点”的，即便在很多人看来，她对新闻事件的敏锐程度甚至有时超过了媒体，如《浮华背后》《深喉》等，海关、报业的新闻热点一出，她的作品就立马跟进了。“她的触角快，感受力强，又有独特的文字风格，在虚虚实实之间很多人都为之着迷。”作为媒体人，李贺对此深有感触。

从新闻素材中寻找线索和灵感，但并不意味着小说就是新闻的重复。对张欣而言，新闻更平面，小说则更深邃。“新闻事件像药引子，会引起你的一些思考，就好的作家都是能写深的，就像一个挖井人。现在一些写作者比较大的毛病就是作品特别平面，永远都是在扩展，但全是平面的，挖不进去、深不下去。新闻因为有时效性，也来不及深挖，你也不能要求他这样，但是一个作家如果只限于把新闻拆开，然后模式化地去再现一遍，观众就会觉得吃不饱，读者都是很有智慧的。”

很多人问过张欣写小说的诀窍，她说，“就把读者当成知音吧，你以为深奥的，他们马上就能分辨出来，哪些真哪些虚构，不明白就去百度么！”

尽管写了如此多广州人和广州事，但张欣觉着，自己“依然还没有走进这座城的街巷深处”。“我们常说‘吃在广州’，却没有一道名菜被写得天下皆知。人家有‘天下第一楼’、有‘同仁堂’，我们有加多宝、王老吉之争，真功夫的家族恩怨等这么多好的素材，却也没有人去写出来或写得好。”在张欣看来，这些题材写作前都需要进行深度采访。

“我们既然有了这个空间，就不妨多聊聊，大家一起来参与创作。”她总结道。

要多“写”，不能老是“想”

Q：您觉得，写小说有什么诀窍？除了洞察力以外，作家还需要什么？

A：我只能说“多写”，不能老是“想”。当然，一上手就写长篇很困难，那就尝试写诗歌、散文、随笔，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要表达自我很容易。大家都习惯了“眼高手低”，但一开始先就得写得真实一些，感动自己了，才能让读者心动的。这跟练拳、吊嗓子是一样的道理。

Q：现在媒体环境变了，记者选择改行当作家也是一条路？

A：虚构是一种能力，写作也需要过程。新闻是360度的报道，是横向的。做记者久了，你可能习惯多线叙事了。但小说是纵向的，你得就不停地挖。另外，小说的心理活动描写是非常多的，但新闻报道往往很难写得这么深。文学收集素材，可能一个细节10年之后才用上，这些细节都需要日积月累。我觉得，如果记者要改行当作家，这些都是需要重新学习的。

Q：作家队伍老化，老、中、青结合不完美，这个问题怎么办？

A：老年化是全国作家队伍面临的普遍现象，广州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年轻作家、尤其是网络作家，近年在迅速崛起。只是新的作家，如何驾驭传统的创作主题。比方说，现在广州就特别希望有人创作一些能反映南沙发展的作品，但很难找到适合的作家。这需要群策群力，多鼓励年轻作者动笔。

Q：对于年轻人从事文学创作，您有哪些建言？

A：现在是一个“英雄退位、团队上位”的时代。年轻人还是需要在集体里，学习与上级、同辈、下级打交道，学会如何低调地与他人合作。另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不能只有三分钟热情。我们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到底是爱好文学、还是觉得自己“非写不可”？文学和写作对个人塑造固然很有好处，但爱好文学和写书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沉不下心来，还是不要轻易走我们这条路。

Q：城市文学要真正“接地气”，该如何了解这座城市？

A：广东话我一直在学，可惜没什么天分。但作家不能害羞，需要在一座城市里不断学习、发掘新内容。过去不断重复一种写作模式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的城市文学也不像以前，形式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气质。而广州人的气质就是“淡定”，它影响着我们对金钱、情感等方方面面的价值观。我认为这才是都市文学的基础。广州是写不尽的，我希望今后能发掘出这座城市更多值得书写的一面。  

Q：您有不少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您会自己做编剧吗？

A：有人说，我的作品拍成那么多影视剧，已经沦为“商业写作”。我当时还挺不开心的，但现在一想，这有什么不高兴的？“商业写作”也并不掉价。人都是有情感的，作品能产生共鸣才会打动人。我以前也做过编剧，后来发现沟通起来很难。写小说和当编剧一个像面条，一个是包子，看似相似，其实并不然。虽然两者并没有高下之分，但我一直认为，影视是需要文学带动的，影视圈特别需要好故事。但这也意味着，投资人需要有好的文学修养，否则作为作家，我也没有把握说服投资者。

Q：您觉得，当代文学还需要承担哪些使命或者责任？

A：我个人在广州是一种比较舒适的创作状态。广东人非常平等，每个人很清楚自己干什么，知道自己要什么，不会很虚荣。不会觉得你是记者或是作家，就有什么了不起的，这种态度对作家而言也很重要。有时作家在宏大叙事的时候，很容易膨胀。但广州这座城市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附加值”，你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就是一个作家，做好自己这份工作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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