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哲珠长篇小说《长河》

2015年11月，广东籍女作家王哲珠的长篇小说《长河》问世，这是作家继两年前《老寨》之后的又一长篇力作。作为一名80后作家，王哲珠是以短篇创作开启她的文学旅程的，从2005年开始，其作品陆续发表于《作品》、《中国作家》、《广州文艺》、《创作与评论》等杂志，尽管创作时间不长，成绩却足以瞩目。近年来，随着《老寨》与《长河》的相继付梓，无疑向读者透出了一些转型的味道：从短篇到长篇的尝试，既彰显了作者“有野心”的创作魄力，也标志着其创作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应当说，相比于其他80后作家，王哲珠算是一个另类，既不热衷于追逐现下所谓“时髦”的都市或科幻题材，亦不屑做那些看似新颖而又猎奇的文本尝试，她坚持自己写作的初衷，固执的选择用一种最传统、最诗意的纯文学笔调铺写她心中那个神圣又逐渐落寞的乡土世界，诉说她对这片土地的无限留恋与期待。也许，正是这份无比虔诚而充满信仰的写作姿态，支撑着作者在创作上一步一个脚印的跋涉，留下了一行又一行力透纸背又感人至深的文字。

一、转型期语境下的“村寨”空间建构

毫无疑问，无论什么样的文本形式，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中建立起存在的坐标的，而探究王哲珠《长河》的时空维度，恰恰就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命题。从时间维度来看，《长河》的时间链条设置得十分隐晦，全书几乎有意屏蔽了一切明确的时间概念，而无一例外的用“那日”、“那年”等模糊的词语替代，唯一一处明确的时间记录，仅仅是出现在小说中间第五章的一篇报道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掀起大发展的大浪潮，走在致富的康庄大道上，乌石镇到处是发展的新人，镇子的金溪寨就有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他，就是冯流春。”[王哲珠：《长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页。]显然，作者淡化时间的意图是明显的。自新历史主义以降，淡化历史脉络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写作的共识：历史不再是线性的、条理分明的存在，而是一种混沌的、模糊的概念，而正是这种混沌性和模糊性，造就了历史的丰富与复杂。诚然，用新历史主义的创作观念来解读《长河》中作者淡化时间的意图似乎也说得清。然而，继续深层次的思考一下，作者的深意似乎还不止于此：明明已经为了模糊时间概念做了巨大的努力，又为何偏偏要留下一处？这无疑成为我们理解作者创作意图的一处关键线索。众所周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历史影响不言而喻，它可以看做是中国历史道路的一个转折点，当然也是中国乡土世界变革的一个时间标志。显然，将这个时间节点放到小说中间部分标识出来，以明确的时间节点对应之前与之后模糊的时间叙事，无论是否是作者有意为之，都无疑已经成功凸显出了小说一个重要的写作背景——转型期的时代语境。社会转型，乡土世界的动荡由此而生，乡土民众生活的轨迹由此变得无常，而正是因为转型，封闭的乡土世界被无情的打开，经历了一轮又一轮从稳定到混乱、从混乱到崩塌、从崩塌到重建的历史阵痛。不可否认，作者在小说中淡化时间的意图是有意为之的，然而换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这些时间的淡化，不恰恰反而突出了1978年这一时间节点的重要性吗？再看看文本的节奏，1978年之前的文本时间是多么从容、和缓、不急不慢，金溪寨的冯源北与由氏的相爱、定亲、结婚、生子，甚至他与兄嫂的相继去世都无法让平静的时间泛起一丝涟漪；然而，后半部分的文本时间却突然变得躁动、急促、无比焦虑，忙着记录子孙们为了金钱的奔波逐走，忙着记录金溪河被承包、竹林被污染、各种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无疑，前后的对比意味是明显的。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小说中，作者有意将时间还原成了一种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最原初的载体：时间本身就是一种无尺度的感性存在，乡土世界的流转并非我们惯常认知的那么有序与分明，它原本就该是混沌的，模糊的，难以把握的，因而也只有借用这种可有可无的时间概念，才能更好地表达乡土世界在转型期间所表现出的丰富与多维、偶然与无常的历史脉动，也或许唯此，才能够更真实的表达出乡土本身那种因转型而被迫变化，因转型而被迫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苍凉与无奈。

与时间相对应的概念是空间，这是小说中故事发生、发展的另一维度。在《长河》中，作者构建了一个叫做金溪寨的地方，作为故事上演的主要舞台。金溪寨由境内的金溪河得名，它说白了就是一个小村落，由两列矮山脉和两列竹林将其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天然形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生存空间，让金溪寨的乡民在其中生息繁衍。关于村寨，在以往王哲珠的小说中屡有描述，它的特质我们可以简单地用几个词来概括：闭塞、守旧、荒凉、破败……可以看出，在以往作者的笔下，村寨仿佛已然成为了被否定的定型的存在。然而，在《长河》中，村寨的形象似乎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尽管它仍旧闭塞、仍经不住外界商品经济大潮的侵蚀，然而不得不说，它确实有了新的可人的面目：“矮山脉往外一弯之处，河正好往反方向一拐，扭拐出一片开阔地，绿草茵茵，金溪寨先人望见草色的滋润与新鲜，有种活在饥荒外的丰饶，逃荒人朝那片土地翻滚下去。”[王哲珠：《长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在小说开始，金溪寨的先人们由于饥荒而仓皇出逃，四处寻找安生之所，异乡的土地无法容纳这些陌生的人，直到先人们找到了金溪寨……不容否认，这一开篇的套路像极了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中人们发现的小镇马孔多的过程——这一后来被布恩迪亚家族视为故乡的地方。可见，金溪寨在作者眼中并非是一个面目可憎的“异乡”，而是一个“庆幸被发现”、“值得奔波”的地方。后来，当金溪寨成为族长冯源北的金溪寨，成为冯源北家族的金溪寨的时候，先人们的这种认知便更加得到确认。曾有学者指出：“空间不仅具有人们能看见能触摸的物理实体性质,更重要的,它还生产出人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弥漫于空间各个角落的社会关系、权力运作乃至人的思想观念等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内容。”[余新明：《小说叙事研究的新视野——空间叙事》，《沈阳大学学报》2008年04期。]可以说，当宗法家族与某一地域结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时，这个地域便自然成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原乡”的存在了。正如小说中的金溪寨，当先民没有找到它时，它不过是一个自然的物质空间，而当先民认定它作为时代繁衍的最终归宿时，它所承载的也就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意义，更是一种世代相传又根深蒂固的的意识形态空间——“原乡”了。

因此可以理解，当金溪寨作为一个“原乡”的空间确认了其存在之后，家庭伦理与宗法亲情就自然地变成为了维系金溪寨存在的一根最为坚固的纽带。冯源北是冯家第一代人，他的生活信念和生存方式，可以看做是金溪寨这一“意识形态空间”中的典范代表。冯源北由兄嫂抚养长大，因写得一手好对联名震乡里，却偏偏要用卖咸菜花生成家立业。他既不会为钱而违背自己的内心给张家主人写自己不愿写的字，也从不会在乎别人的议论认为挑咸菜花生担子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他的人生信条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正正经经做生意，走正正经经的路”。作为族长，冯源北为人低调谦和、又兼有正气骨气，有他支承的寨子和家族，的确给人一种固若金汤的安稳感，令人肃然起敬。冯源北突然的离世，象征意味是很明显的，“没人说得清冯源北的病，他不算壮，但也不弱，那么多年走街串巷，斯文仍斯文着，体力却已经走出来。老人说，怕土地爷也料不到，他就那么一步迈到日子尽头。”[王哲珠：《长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没人料到冯源北会突然倒下，正如没人会料到存续了数千年的生存方式会一朝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来得那么快，令人措手不及，却又无可奈何。冯源北的离开，象征着支撑金溪寨的家族主心骨的消失，精神的支柱崩塌了，预示着金溪寨这一稳固自足的“空间”也会在不久的将来不可阻挡的走向灭亡。

二、宗法伦理坍塌与“生命形式”探寻

阅读《长河》，带给笔者最大的心灵震撼与深刻思考的，是冯源北几个子女们迥异而又令人唏嘘的人生历程，这也恰恰是支撑起这部小说情节的一个最重要的网线。小说中金溪寨的历史，其实就是冯源北家族的历史，细数《长河》中诸多鲜明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无需费事即可列出这样一份长长的名单：冯远马、冯远虎、冯远龙、周北妹、冯流春、冯流夏……他们统统是冯家人：远马、远虎、远龙是冯源北的三个儿子，他们的性格和人生道路是迥异的；周北妹是冯远龙的妻子，是小说中刻画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而冯流春和冯流夏是冯远龙的两个儿子，是冯家的第三代人，他们的性格有着颇有意味的复杂性与深刻性。这些人物群像，尽管来自于同一个家族，但作者的着力点却显然不在于家庭内部的矛盾与纠葛，而是将他们置身于金溪寨、置身于转型期这一特殊的时空场域当中，演绎他们对人生、对时代的不同理解与选择，形成了颇为鲜明的三组具有对照意义的命运轨迹。

首先，是冯远龙和冯远虎。他们都是冯源北的儿子，关于他们的性格特点，摘引两段文字，就可以一目了然：

“冯远龙随大伯冯源东下田那年是七岁。他戴顶破草帽，帽檐遮掉半个脸，帽子下露出兴奋的嘴巴，在冯源东面前急走，小铁镰极力握得端正。大半天时间，他蹲在菜地里，拔杂草，用小铁镰挖除草头，未歇过一下。”

“冯远虎爱划拉的是数字，划拉得很快。背着冯源北，冯远虎从不写字，只写数字，对计算近乎痴迷。冯源北出门前，他扯住担绳，问咸菜几斤，花生几斤？问清数字，就进屋，脖子勾得若有所思，点着手指头，念念有词。”[王哲珠：《长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2页。]

可以看出，冯远龙是一个天生的庄稼人，而冯远虎则是一个天生的生意人。这样的性格可以说从娘胎里便带来了，并伴随着两人的一生。冯远龙具有土地的性格，他是仁义的，让出大房给弟弟远虎结婚，自己和妻子住在破旧的杂物间；暴风雨后，他带领寨子里的年轻人各家各户修补屋顶。显然，冯远龙十分符合乡土社会的道德标准：勤劳肯干、淳朴厚道。然而，当宗法社会的大门被商品大潮无情的摧毁，冯远龙变成了过气的英雄，没了施展舞台的他就那样萎顿了。因此我们看到，当抽沙船开上了金溪河大堤，当金溪寨的年轻人纷纷弃了土地外出打工，当红房子、灰房子一幢幢拔地而起，冯远龙显得那样沮丧又无力，他唯一能干的，就是“横倒在地，身体紧紧扣住泥土”，似乎在缅怀什么，却又充满无奈。相比于冯远龙，冯远虎在这场转型大潮中表现得要得心应手得多：金溪寨发大水，他想到了兜售廉价的塑料布给村民遮屋顶盈利；他是最先走出金溪寨到城市的打工者，也是第一个将抽沙船开进金溪寨的老板。然而，积累了巨额财富的冯远虎最终却迎来了被财富吞噬的结局：儿子冯流金因溺爱和疏于管教变成败家子，因为对金钱近乎变态的追求，最后自己也得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将沙子当做是蓝色的金子，每天躲在自己的密室当中，对着这些“宝贝”了却残生。不难看出，无论是冯远龙还是冯远虎，他们的人生都是悲剧的，而这一悲剧的背后又有着某些必然因素：冯远龙是传统社会的守护者，然而他的固步自封也堵塞了自己的出路，面对无法阻挠的社会变革，他的因循无疑是以卵击石；而冯远虎是商品大潮的投机者，尽管他适时抓住了机遇成就了财富，然而在同时却也被金钱和利益侵蚀了心灵，堕入无法自拔的深渊。无疑，远龙和远虎的人生际遇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作者借助形象表达了自己的理解，面对商品大潮的入侵，一味的退守或者迎合，结局都注定是惨烈的。

其次，是周北妹和冯远马。如果冯远龙和冯远虎的对立在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上，那么周北妹和冯远马之间的互文则焦点于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上。周北妹是冯元龙的妻子，用文中的一个词来形容她，就是“宽圆”：宽圆的身板、宽圆的五官，最重要的是宽圆的性格。她大方地为自己做媒争取婚姻的幸福；不在乎新婚住进简陋的杂货屋；将所有的好吃的贡献给怀孕的弟妹；帮衬冯远女处理远女婆婆和丈夫的丧事……由于冯远龙醉心泥土和庄稼对家里几乎什么都不管，在很长的时间里，周北妹几乎代替了曾经的冯源北和由氏，成为这个家庭毫无疑问的主心骨，而支撑着她这样做的，是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她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勇气，支撑起了这个破碎不堪的家庭。而相比于周北妹，冯远马的行为就只能用“太随性”来形容了。冯远马是母亲眼中的“混混”，他要的是自在，家里的事情他一概不管，自己也不愿成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家就是枷，背枷不痛快”。也正因如此，他到处奔走，到处流浪，到处游荡，似乎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或事能让他定下心来。即使是周白，那个唯一能让远马心动的女子，也逃不过新婚之夜被丢弃的命运。冯远马在新婚之夜悄无声息的出逃，他的下落成了金溪寨一个永远的谜。无疑，在作者的笔下，周北妹的形象是光辉的，她有些类似于《四世同堂》中的韵梅、《白鹿原》里的仙草：她们都本分地做着女人，让自己的生命和这个家里的挂钟一起摆动。她们坚强隐忍地支撑着家庭的大后院，甚至放弃了做女人的娇嗔与装扮，为了分担丈夫的责任，就像一个忠诚的卫士，承担着责任。而论及冯远马，这一形象的象征意义则更加深刻：他像极一个丢掉了灵魂的皮囊、一株失去根脉的苇草，似乎永远在寻找心灵的渡头，却无奈总也找不到。冯远马并不是坏人，作者无意去批判或者指责他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然而这种漂泊无根的性格却很真实的呈现了在城市与乡村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面前，那种举棋不定又无所适从的矛盾与纠结，正如郁达夫笔下那些零余者，他们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却也不愿意与恶习同流合污，只好无奈的放逐自己，用种种不合逻辑的行为表达自己的反抗。

最后，是冯流春和冯流夏。不可否认，这两个冯家的第三代，其性格要比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复杂得多。冯流春从小表现出一种领导的气质：“多年后，当金溪寨的孩子长大成人，仍记得冯流春是他们的榜样。当年金溪寨的年轻人老去，仍记得冯流春是最值得称赞的孩子。”[王哲珠：《长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页。]他从小就懂得孝敬父母、懂得帮助他人，从他在阳升乡的戏台倒塌之后带头飞身一跃舍命救人那一刻起，这个当时年仅15岁的少年俨然成为了金溪寨人心目中的英雄。从接下来的情节看，冯流春显然也没有给金溪寨人丢脸，他带头开发金溪寨菜园、一力促成金码头工程、率先开办凉果厂。可以说，是他带领金溪寨的民众改变了靠天吃饭的命运，他是金溪寨不折不扣的致富新星。然而，这仅仅是冯流春性格的一面，光辉的一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又深谙城府，他与寨子里的老人虚与委蛇，让破坏环境的抽沙船与凉果厂进入金溪寨；他会利用各种资源为自己谋取利益，让自己的弟弟冯流夏设计别墅、设计厂房、书写对联，供自己去镇上与领导疏通关系，为自己打通上位的道路……冯流春就像一只老狐狸，游走于乡间与市镇，熟练地玩转各种权谋与套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既保全自己，又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相比于冯流春的圆滑老练，他的弟弟冯流夏，更像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隐士。冯流夏总是安安静静，他不动不闹，最喜欢去金溪寨的那片竹林，“他看竹子，看河水，看喝水的牛，吃食的鸡，拱槽的猪，流来飘去的云朵”[王哲珠：《长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77页。]，冯流夏有才，他是寨子里第一个大学生，又是一个天才的设计师，他写的一手好对联，还懂得中医，用冯流春的话说，冯流夏当得了设计师，当得了医生，最次也是个艺术家。然而，就是这样最次都是一个艺术家的才子，最后却在大学毕业后甘心回到金溪寨，在竹林里搭起竹棚度日。在冯流夏心中，金溪寨已经受到了污染，他有责任让这一切恢复成本来的面目，因此，他用一己之力承包河滩重铺河滩、建垃圾大坑避免垃圾到处倾倒，别人都觉得他痴，但是他仍旧我行我素，坚持着内心的底线。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乡土的生产方式和维系乡土的宗法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传统的生存方式和观念也势不可挡的被重新洗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味的抱残守缺或者迎头而上都注定意味着自取灭亡，于是便出现了如冯流春一样的顺势者，出现了如冯流夏一样的回归者。前者骨子里仍坚持用宗法伦理的传统来维系村寨的民心所向，又适时地顺时而动，利用外界的有利条件寻求新的生存机遇；后者能够主动向外寻求新的技术与能力，但在适当的时候，又会回到生养自己的乡土世界，运用学成的本领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可以说，冯流春和冯流夏两个形象是具有典型的启发意义的：前者先乡村后城市，走的是由内向外的开拓之路，寻求的是物质意义上的乡村与城市的适应；后者则先城市后乡村，走的是由外向内的回归之路，寻求的是精神意义上的乡村与城市的共生。

显然，从上面的论述的三组命运轨迹可以看出，作者创作中的实验意图是明显的，她巧妙而又大胆的将这些不同的生命形式放置在同样的时间与空间当中进行对照，试图尝试着探寻在转型期宗法伦理坍塌、消费大潮入侵的特殊语境下人的出路问题，这既是新时期乡土文学的一次深度探底，亦是对复杂人性的又一次真诚关切。无疑，这些都显示出了作者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创作者的对文学执着的坚守和对创作的不懈努力。

三、感伤式怀恋与“凄凉”的叙事风格

抒情写意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最突出特征之一。自古以来，讴歌乡土、寄情田园的作品便不绝如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乡土世界一直承担着以温情与宁静洗涤人们喧嚣躁动心灵的精神使命。然而，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入侵，宁静的乡村打破了它原有的存在逻辑，不仅稳定自足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传统的道德伦理也失去昔日的权威。于是，我们再看不到陶渊明笔下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从容生活，也再看不到沈从文、废名笔下诗意的茶峒城和竹林，如今的乡土世界，到处呈现出一片凋敝甚至陌生的景象。而正是在这种特殊社会背景的影响下，作家们对乡土世界的描绘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正如贺仲明指出：“90年代以来 ,文化怀恋的乡土小说有了大的发展。在乡村文化面临商业文化毁灭性冲击的时候,许多作家选择了讴歌乡村美和善的书写方式, 表达出对乡村文化的哀惋和对商业文化的拒绝。”[贺仲明：《论 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新趋向》，《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06期。]

无疑，《长河》正是这样一部小说，它对待乡土采取的是一种怀恋的姿态，而构成这种怀恋姿态的情感底色，是感伤。“金溪寨人立在矮山脉上，叹，冯远源料的好，金溪寨是清净的。但有些东西是冯源北也料不到的，比洪水更汹涌的东西，再高的堤坝也挡不了，再密的竹林也稳不住。”[王哲珠：《长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作者简介：孙涛，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在《山东文学》、《百家评论》、《文教资料》、《文学界》、《剑南文学》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这种比洪水更凶猛的东西是什么？作者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却应该能够体会到，它应当象征了整个乡土世界都无法阻断也无法逃避的命运——自然环境层面上的破坏，道德信仰层面上的坍塌。当田园牧歌式的生态环境不复存在，当和谐安定的村居生活被硬生生的搅乱，世代生活在乡间的人们也随之变得无所适从。显然，作者以其女性独有的敏锐心灵感受到了乡土世界的这些变化，于是，一种怀恋过往的回望姿态悄然建立、一份哀叹逝去的感伤情绪在文字中慢慢铺展开来。

首先，从叙述的角度来看，作者的笔调从始至终都是那么的缓慢、就像氤氲着一层朦胧的暮霭，淡淡的情感在内敛的笔锋中循序而出，为这份怀恋平添了一份诗的意蕴。小说开前半部分书写的步子相当缓慢，就像电影的慢镜头，金溪寨最初的那份诗意与情调在缓缓上演。正如美好的事物往往值得回味与留恋，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是渴望定格这份诗意的，因为它象征着一份心底的永恒，一种最宝贵的价值。尽管现实的金溪寨早已面目全非，然而在一个个有节奏的慢镜头回放中，那些稀疏平常的画面在慢慢充实着内涵，感伤的情绪在其中慢慢的蓄势。在作者的笔下，金溪寨、金溪河、甚至是那片竹林都成了叙述者，成为了抒情的主体，它们为自己的命运代言，诉说种种无奈与心伤：当载沙船在暴风雨中出了事，竹林安慰金溪河，总归清净了。金溪河“嗯了一声，说，我这一段皮肉已被咬光”；当风拂过金溪河的水面，传来了最后两只抽沙船要卖了的消息，金溪河“一点涟漪都不起”：这段没有抽沙船，别的河段也有，这两只抽沙船本已停掉，卖出去肯定又重开，反多两张口。就连竹林也忍不住的喟叹：“我觉得我也是，成堆的垃圾压住我的笋芽，人们把我当垃圾场，矮山脉外的人也把垃圾成车往金溪寨运，倾倒在我脚下。”小说中类似的叙述不可谓不多，以自然物作为主视角进行第一人称叙事，一方面强调了“自然”因无可避免地参与到了转型的历史进程中而具有的发言身份，同时方便在尽可能隐藏自己主观情绪的同时又能面向读者进行准确的描述和评价。这就像是一种追忆式的诉说和补叙，在这种诉说当中，记忆中田园牧歌式的村寨形象渐渐清晰。无可否认，金溪寨在轮番的劫掠与破坏中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面目与风采，它所呈现的桃花源般的景致只能借助回忆的方式昙花一现，作者正是巧妙地借助这种代言的抒情方式，将自己内心的情感与乡土自然的情感交融在了一起，完成了一次感伤与怀恋交织的倾诉仪式，在这场仪式中，作者不仅回望了过去的美好与诗意，又与过去那美好诗意的金溪寨、金溪河、竹林一一告别，这也预示着曾经的宁静将一去不复返。

此外，也应当看到，作者的这种感伤式怀恋，自然地与一种“凄凉”的叙事风格相伴而行，这不仅拓宽了小说自身的审美韵味，也很好显示了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在《长河》中，由氏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她是冯源北的妻子，是远龙、远虎和远马的母亲，可以说，她是活在世上的冯家辈分最大的长者。由氏在文中着墨不多，但是却像是一条隐藏在故事背后的长线，串起了金溪寨长长的历史。由氏经历了很多，冯源北的去世、子女们的婚嫁、孙子们的出生、金溪寨的各种变迁，她都是见证者。而令人奇怪的是，这样一位重要的人物，却仿佛一个外人，金溪寨的一切事情似乎都与她毫不相干，她就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超然地审视着过去和即将发生的一切。无疑，由氏是超脱的，更是无奈的，她平静的旁观象征着一份凄凉的见证，面对丈夫的死亡，面对子女的人生窘况、面对金溪寨的不幸命运，她无法决定，也无法阻挡。她无法开口，无话可说，因此只有沉默。“她总是愣愣的站住，某种时光扑面而来，声音、味道、悲喜、渴望，又真实又饱满，惹得她忽喜忽愁忽感慨。”的确，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常或许才是它本来的面目。而“凄凉”，也许正是这种无常存在下的应有之义。在《长河》的扉页上，作者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我或许是造物主，或许是一只蚂蚁，或许是一棵草，我看清了河，但困于河之中，河为环形。”这句话颇有一些存在主义的荒诞意味：人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对着瞬息万变、混乱的不堪的客观外界，感到处处受到限制与阻碍。而在这茫茫世界里，人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只能到处碰壁，无所适从。显然，这种对生命与命运的态度，从开始就为小说铺设了“凄凉”的潜台词。小说中的金溪寨、金溪寨里的人与物，皆逃不过社会与命运的定数，仿佛一切早已注定，在这场人与自然、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对峙与博弈中，曾经天人合一的村庄迷梦势必被击得粉碎，人们不得不在绵延流动的命运长河中随波逐流，最终迷失方向：冯源北于壮年去世，他再也无法支撑起金溪寨的氏族纲常；冯远龙被剥夺了土地，由此变得木讷；冯远虎的疯症无人能救、冯远马的踪迹无人得知、周北妹只能继续操持着这个四分五裂的家、而冯流夏从此再未踏出过竹林……在《百年孤独》的结尾，持续了四十一个月零两天的暴风雨，化作神话中的大洪水，将百年的小镇马孔多夷为平地。而金溪寨的历史，相信终有一天也将会以传说的形式在岁月里延展，并最终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作者以满怀悲悯的笔触记录了金溪寨冯家在历史浪潮中的起伏与兴衰，真实的还原了他们的挣扎、彷徨、泪水与汗水。也许这才是真正的苦难，没有任何惊天动地、没有任何预示巧合，仅仅是不加任何粉饰的还原出人在难以规避的复杂社会进程中的无措与迷失。也许，正是有了这样深刻的诠释与理解，人性才变得异常的丰富与深刻，凄凉的韵致才会笼罩全章。

毫无疑问，王哲珠在长篇小说《长河》中是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与情感的，而她的努力和执着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得以看到这份捧起来沉甸甸的文坛珠玉。不可否认，从某种程度来说，王哲珠执着于乡土的写作预示了青年作家群体一种自觉向“纯文学”回归与靠拢的写作姿态。正如我们所感受到的，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王哲珠的文字中甚少表现出那种因年轻而造成的躁动与不安，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份难得的诗意与沉稳。在这个纯文学势微、消费大潮甚嚣尘上的时代，这显然是难能可贵的。于是，在小说《长河》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沈从文、废名、孙犁等大家的文字重新活了过来，并在不经意间唤醒了我们被都市生活逐渐麻木的心灵。毋庸置疑，作为一名80后的作家，王哲珠的写作道路仍在继续，而且也会走得越来越从容与成熟，不管接下来作者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都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1.王哲珠：《长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页。

2.王哲珠：《长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3.余新明：《小说叙事研究的新视野——空间叙事》，《沈阳大学学报》2008年04期。

4.王哲珠：《长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5.王哲珠：《长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2页。

6.王哲珠：《长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80页。

7.王哲珠：《长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77页。

8.贺仲明：《论 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新趋向》，《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06期。

9.王哲珠：《长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作者简介：孙涛，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在《山东文学》、《百家评论》、《文教资料》、《文学界》、《剑南文学》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