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茫茫宇宙中一粒微尘之上，至今未能在浩渺的星河中寻到可以同舟共渡的伙伴，我们生来孤独。坦然面对这个现实，并且大胆地将它说出唱出，无论如何都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许多年前，在披头士那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里，保罗·麦卡特尼在嘈杂轰鸣的伴奏下反复吟唱着“Sgt. Pepper’s lonely”（佩伯军士是孤独的）；许多年后，一个叫王威廉的年轻人用他的想象力，虚构出若干或荒诞、或凝滞、或轻逸、或深情的故事，将孤独这一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质娓娓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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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威廉是借助《非法入住》《合法生活》等一系列充满了形而上思索的作品登上文坛，并进一步通过《内脸》《没有指纹的人》这些隐喻色彩浓厚的作品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引起广泛关注的。在《虚构是一种理想》中，他曾坦言，“目前一种有良知的写作只可能是隐喻性质的……文学的力量在于真实，而真实的路径却是虚构”，“隐喻”也因此成为解读王威廉小说的关键词之一。无论是《第二人》还是《信男》《倒立生活》，王威廉都将虚构和隐喻的技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二人》是之前获得广泛好评的《内脸》的续篇。在保持高度思想性的同时，作者又在可读性上作出了努力，通过强烈的戏剧性深入剖析了权力与人性之间的关系，借助一桩扣人心弦的绑架案的形式，阐述了“威慑滋生恐怖，恐怖滋生权力”的人间本质。在作者笔下，“恶”被表现得力道十足，无论是小镇少年的暴力群殴，还是鬼脸恶人的欺男霸女，都让人看得心惊肉跳；但更让人悲哀和绝望的，则是人性的软弱，以及社会在邪恶势力面前的冷漠、妥协乃至合谋。“女人只是需要畏服的，你能让她畏服，她就能慢慢爱上你”，面对这一现实，原本还有些良知的“我”居然也对自己的“失败”痛心疾首起来。

然而，作者并没有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权力”和“恶”的展示上去，正如他在一则对话中所说，“恶是需要作家用精神的力量去穿透的东西，而不是深陷其中，甚至迷恋其中的东西。……写恶比单纯写善更有深度的原因不在于恶本身的价值，而在于善的发现。对善的抵达需要恶的难度，没有这种难度的善是单薄的。”（王威廉、李德南：《寻找来与去的路——精神资源、自我体认与现代性视野下的写作实践》）在《第二人》中、在几乎是十恶不赦的“鬼脸”的身上，王威廉仍然隐约看到了“善”的影子，那便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刘大山绑架并利诱、胁迫“我”,目的是让“我”来分享他的孤独，“那样，我就可以从濒死的孤独中活过来了”。刘大山凭借一张人见人怕的“鬼脸”横行乡里，实际上却是色厉内荏，财欲、色欲和权力欲的实现，终究无法抚慰孤独的灵魂。本雅明曾经说过，“现代小说只能诞生在孤独的个人之中”。透过那张“鬼脸”，王威廉窥测到了刘大山的“内脸”，它因孤独而显得分外苍白，构成了《第二人》这篇小说的底色。

心灵的“孤独”使一条恶棍也有了向善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他为自己寻求的解决之道仍然是“恶”的，希望刚刚萌芽便被残忍地扼杀。与此相比，《信男》和《倒立生活》则温和得多。如果说这两篇小说中也有“恶”，那就是生活的平庸与虚无，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隔膜。在《信男》中，写信成为“我”反抗虚无与绝望的唯一手段，也正因为如此，写信成癖的“我”被视为神经病，行为无法得到领导甚至妻子的认同；“我”唯一的知音是领导的女儿，但她却因为沉迷于诗歌而被视为“不正常”，遭遇与“我”何其相似。最终，两个人的通信获得了有限的“合法性”，两个高贵的灵魂有了对话的可能，“就像是两颗恒星突然接近，然后绕着彼此公转了起来”。与此相似的是《倒立生活》的结局：一对被抛出凡俗生活轨道的男女萍水相逢，在“倒立着生活”的怪异念头上一拍即合，并在倒立生活的实践过程中互相慰藉，寻觅到了“幸福”，尽管这种幸福显得那么缥缈和犹疑。

从古到今，无数作家、批评家都对理性与感性、或曰理念与现实在小说创作中的先后地位这个问题发表过见解，但却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一样，从来都没有得出一个结论。尤凤伟曾经总结说，自己的小说创作是“理性在前，感性在后”，也就是“理性思索，感性写作”。王威廉的写作显然也是这个路数。相较于从现实出发去提炼理念，这种写作方式的风险似乎更大，却也更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在可读性上下了很大功夫，《第二人》《信男》《倒立生活》在叙事和情节上仍不能说是完美的，尤其是字里行间隐约透出的生硬感，多多少少让人有些惋惜。这绝不是用“陌生化”理论就能轻描淡写地掩饰过去的缺陷，而是作者今后应该努力校正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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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书鱼》是王威廉近期创作中最醒目的存在。这是一篇质地极为特殊的小说，在虚构性、隐喻性和写实性充分结合的基础上，它体现了作者在文体探索方面的新突破，其主题也因此变得颇为难以索解。小说开头短短的几段文字便涉及了对卡夫卡《变形记》、夏目漱石《我是猫》和蒲松龄《促织》的比较阅读，很像是一则讨论现代小说技巧的读书随笔；但作者很快就宕开一笔，从“人变虫”这个话题生发开去，讲述了“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段荒诞离奇的遭遇，因此我们通篇读罢又很难将《书鱼》纳入“元小说”的范畴。熟悉中国笔记小说传统的读者一眼便可看出，小说的主体部分，即对主人公罹患“应声虫病”及求医问药始末的叙述，其实是一个中国古典叙事母题的当代重述。从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和刘餗的《隋唐嘉话》开始，经由宋人陈正敏的《遯斋闲览》和彭乘的《续墨客挥犀》，直至鲁迅的《热风·随感录三十三》，“应声虫”的故事被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读者对其的印象也因此不断强化。如果说唐宋文人是怀着一种猎奇的浪漫主义情怀将之记录在案，鲁迅则是将其视为中国人缺乏科学传统、热衷于混淆科学与玄学界限的证据，那么，在已经高度昌明开化的21世纪，王威廉煞有介事地重述这个母题，其用意何在？

小说开头有句话相当耐人寻味：“传奇都是第三人称写就的，而真正的现实只属于第一人称。”而在结尾，“我”冲动地想要“逆历史潮流而上”，同时又一次提到这句话，并告诉读者“要是有一天，我变成了神仙，你们也用不着惊讶”，因为古书上记载说，书鱼只要三次吃掉“神仙”两字，就可以变成“脉望”，人在星空下用脉望可以招来天使，从而羽化成仙。曾经被“我”视为荒诞不经的“应声虫”的故事居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曾经被“我”哭笑不得地看作神话故事的“土地庙”旁边的“老爷爷”，却用难以置信的方式治好了“我”的怪病——用“第一人称”叙述出的“真正的现实”挑战了现代人的经验，自文艺复兴乃至工业革命以来锻造出的坚固理性链条上出现了意外的漏洞。长久以来，文字和书籍充当着人类进步的阶梯，前人经验借助文字传承给后人，这同时也是一个普遍经验淘汰个别经验、“第三人称”取代“第一人称”的过程。经验主义的惯性消弭了神秘主义带来的恐惧感，让纷繁复杂的世界变得简单明了，但也使人变得麻木不仁；他人的经验唾手可得，以至于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性视而不见。所谓的“逆历史潮流而上”，就是要在这种普遍的麻木状态中保持清醒；反映在《书鱼》中，就是像“我”那样，不苟且于房奴的生活，同时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坚信阅读的力量。这种坚守，势必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甚至有可能被视为怪物，注定将在人生之路上孤独而行。“羽化成仙”，很难说不是一种自我解嘲。借助《书鱼》，王威廉向我们发问：这样的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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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报复》这篇小说有着极为写实主义的形式，但其精神内核却相当理念化，在王威廉的小说序列中占据着“中间态”的地位。作者在小说的开头就点明了通篇主旨：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回避自己的北方人身份，强调自己是广州人；之后洋洋洒洒万余字，都是在叙述父亲“回避”和“强调”的努力。无论是他先后两次对职业的主动选择，还是在面对山东老乡时的尴尬与敷衍，以及对所谓“北捞”身份的厌恶与咒骂，种种身份认同的努力，无一处不显得不近人情；这种“不近人情”甚至还被他投射到了下一代身上，试图用“命名”的方式为父子二人营构可以信赖的认同元素。小说的高潮是父亲面临房地产开发商强拆行为时的抉择，然而其行为的出发点却明显不同于通常的“钉子户”，并非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诉求，而是以此来证明自己“比那些伤害我的广州佬们更爱广州”，是一桩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复仇计划。身份认同的焦虑使人的灵魂变得极度敏感，而这种敏感又将其精神塑造得格外偏执，这几乎已经成了当下生活中颇具普遍性的现象。但在我看来，王威廉的写作意图并非仅此而已。小说中有两个细节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其一是职业的变化对父亲口音的影响，其二是父亲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写出的那两句诗。对于前者，父亲有深刻的认识——推销员是自说自话，出租车司机则需要与乘客的沟通交流；方言和口音正是在你来我往的应合中产生，而这正是身份识别和认同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推销员的职业生涯无法让父亲寻找到身份认同，但这并非最大的悲哀；哀莫大者，是自说自话、无人应合的窘境下深深的疏离感和孤独感。而“羊城河山可埋骨，岭南夜雨独丧神”的悲壮抒怀，在“我”看来简直是“石破天惊”的举动，更是暴露出长期蛰伏于父亲潜意识中的忧伤。一个“独”字，道尽了背井离乡在南国打拼的孤寂；“埋骨”的豪迈，终究敌不过“丧神”的凄凉。复仇的计划，即使圆满完成又能怎样？血肉之躯终究抵不过推土机的钢筋铁骨，身份认同的获得也难免沦为街头巷尾的谈笑资料。一语成谶，孤独的仍旧孤独，让读者不禁黯然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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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篇作品明显带有虚构色彩和荒诞意味，在主旨上也呈现出复杂多义性，反映了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蕴指向。相较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王威廉近几年来创作的《绊脚石》《听盐生长的声音》和《北京一夜》，带给读者的则是更为鲜明的现实感。它们的主题清晰明确，情感饱满充沛，青年人的锋芒锐气有所收敛，代之以而立之年的沉稳深情；无论是在时间的跨度上还是在空间的广度上，都体现出作者的新追求。

一直以来，王威廉的小说都极少直接涉及历史。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将时空设置在当下，即使是那些隐喻性、荒诞性很强的作品，第一眼看上去也都披着当下的外衣，在此基础上有限度地向未来扩展。但在《绊脚石》中，作者却极为罕见地将情节设置为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火车上对两个历史事件——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六、七十年代广东“大逃港”——的回顾。我相信，王威廉肯定深谙阿多诺的那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不会、也没有必要为这两个历史事件增加一笔平庸的叙述。因此他在主人公身份的设置上匠心独具：犹太裔老太太苏萝珊并没有亲历奥斯维辛式的悲剧，罹难的是她的父亲；而自认为是“浪漫主义的人”的“我”，也只能通过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经历去想象当年“大逃港”的黑暗。由此，小说的的主旨便不仅仅限于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而更多地涉及历史记忆、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关系上。小说的核心意象——黄铜铸成的“绊脚石”——有着明确的象征意义：给这个过于平滑的世界一点滞涩，也就是给已经淡漠的历史记忆一个提醒，给沉睡于和平之梦中的现代人一记棒喝。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记忆的萦绕是孤独之源。只有拥有记忆的人，才会不断回望、反思；曾经的光明或黑暗、欢乐或悲伤，触动人的心弦，孤独感便油然而生。如果说《绊脚石》是用个人记忆和个人经验巧妙地消解、融合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听盐生长的声音》和《北京一夜》则是对个人记忆的纯粹考量。《听盐生长的声音》中的每个人都在纠结于如何摆脱、走出个人记忆和生活窘境，而《北京一夜》的两位主人公则都在朝着重返十年前的个人记忆而努力。两篇小说的情节都很单纯，近乎透明的故事，字里行间却弥漫着湿漉漉的忧郁气息。旷古荒凉、外星球般的盐湖也罢，零下十度的北京之夜也罢，这个世界真真切切是一个lonely planet，每个人都渴望着彼此互相倾诉、拥抱取暖，以此弥补虚空带来的恐惧，抚慰孤寂的心灵。

王威廉曾在接受访谈时说，写作的悲悯不是对处境的改善，而是对处境的理解；深刻而细微的理解，对文学和生命来说意味良多。从创作第一篇小说至今已近十年，他孜孜不倦地倾诉着孤独带来的忧伤，却无法为他笔下那些困顿于这个孤独星球上的生命提供一丝帮助。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读者：我们生来孤独。这是文学的无奈之处，却也是文学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