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第一次读到陈集益的小说时，给我至今难忘的惊艳之感。这样说，似乎陈集益的小说用词多么华丽、情节多么跌宕，其实非也，他的小说很朴实，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扑面而来，但读着读着就觉得有许多事情的发生脱离了生活的逻辑，向着某个不可思议的方向执拗地冲了过去。这个过程回头再去研究的时候，会发现是浑然天成，并不是从哪个位置起忽然有了断裂。他的叙述更像是一个运动员的跳高过程，漫长的助跑，然后起跳，跨越了那道并不存在的障碍。同时，故事本身所蕴藏的苦难在这样的起跳之后，不止是一种控诉，而是具备了多重的象征与隐喻意义。

作家谢宗玉有一段评价是比较中肯的：“陈集益的小说走的虽然是荒诞的路子，但他几乎每篇小说都是从写实开始。由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最后到荒诞主义。过渡得悄无声息，天衣无缝。甚至大多数读者会干脆认为他就是现实主义，他就是在描写人间这些似人非人的遭遇。事实上，由于在写作之前，陈集益到处飘泊，四方谋生，尝尽人世百味，他的确能把现实主义的细枝末节巧妙地聚拢在荒诞主义的主题之下。”

我不确定荒诞能否构成一种主义，但荒诞是现代主义艺术中最核心的观念，不荒诞，荒诞得不到位，荒诞得莫名其妙，都会损害作品的价值。荒诞是特别有难度的艺术形式，其边界实际上并不好拿捏。如果非要把陈集益的小说叫“先锋小说”，其与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已不是一回事。他的“先锋”不再是玄秘的语言实验，也不是吸人眼球的形式创新，而是来自对惨痛和沉重的生活经验的变形能力。他没有封闭在自我的苦难叙事当中，而是把苦难荒诞化、极致化，一个切口便能硬着脖颈走到底。我佩服这样刀刃朝着自己内心扎去的作家，在这样的作家笔下，必定不再满足于给定的公众化的“现实世界”，他必然要创造并展现出独属于他的“现实世界”。

在我看来，可以从三条路径进入陈集益的小说世界。

他是真正爱动物的人

首先是各种动物的形象。他的小说里边写到了大量的动物，因为小说的背景一般都设置在乡村，这些动物的出现自然是不奇怪的，但诡异的是，这些动物在和人类的关系方面，总是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紧张感。人类在动物面前显露出野蛮、可笑、贪婪的一面，而动物则显得神秘、凶悍、甚至具备高度的灵性。

在中篇小说《吴村野人》中，陈集益的想象力得到了很好的呈现。一方面是传说中的野人与伯母野合生下的堂哥——蛮娃。这个形象令人匪夷所思，甚至让人想起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韩少功的《爸爸爸》里的丙崽。蛮娃的形象当然是寓言，但是这个寓言也有着多重的解读性，在文学史的脉络中，与丙崽承载着民族大历史的反思不同，蛮娃更像是市场经济大潮中某种可笑的、无能的、却又突兀的事物的讽喻。另一方面是叙述人陈集一的成长经历，出外打工再返乡，单纯地参与哥哥的事业，到自身的反思，构成了一道坚实的时代线索。

陈集益的小说大多用第一人称书写，这个“我”往往不是故事的承受者，只是叙述者。但这个“我”的角色却是非常重要的，是小说世界中至关重要的粘合剂。来看这段：“我在家务农一年，然后，又跟人到外地去务工。我在广东受尽了屈辱。有一个老板，潮州那边的，他怕老婆怕得跟狗一样，可是对待工人就像一匹狼，他每天想着办法殴打工人。我被他打过两次，第三个月我逃走了，给一个湖北籍的老板加工地沟油卖。通俗地讲，地沟油可分为两类：一是狭义的地沟油，即将下水道中的油腻漂浮物或者将宾馆酒楼的泔水，经过简单加工提炼出的油；二是劣质猪肉、猪内脏、猪皮加工提炼后产出的油。这两类油我们都加工。直到有一天深夜，我掀开马路边的一个井盖，像一只老鼠那样探身下去，我的头一阵晕眩，我一头栽了进去……”后来，“我”硬着头皮回到了家乡，和当官的哥哥一起开发“野人”的观赏事业，最后一败涂地。

没有这个“我”带来的外边世界的状况展现，那么吴村内部的癫狂故事也就变得难以理解了。甚至不如说，外边的世界更像是一种物质层面的存在，吴村内部更像是一场精神世界深处的搏斗与抗争。

另一个中篇《野猪场》其实和《吴村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家猪与野猪的结合，恰如人与野人的结合。人猪大战，不仅在于一种异化的力量，更在于一种疯狂而浮躁的时代情绪的宣泄。小说结尾，肇事者牛化生也变成了野猪一样的存在，“在山下，我们没有落脚的地方，就把牛化生暂时关在了那间破落的凉亭里。在那里，还有两头没有来得及杀掉卖的猪。牛化生就暂时跟这两头五花大绑的猪待在了一起。”疯了的牛化生最终被野猪的后代咬死。

在中篇小说《驯牛记》里，作者全心全意塑造着一头有个性的牛的形象，让我一度想到王小波的杂文《一头特立独行的猪》。小牛“包公”富有自由精神，桀骜不驯。秉德老汉说：“要不是将来想着让它出大力，这么大就可以阉掉了。”兴国说：“回去，我就给它穿上牛鼻绳，他娘的。”当牛鼻绳管不住包公的时候，“爷爷一点也不像秉德老汉当初说的那样，懂得尊重牛，善待牛；相反，他比兴国对牛还要狠。这以后，每次耕田前爷爷都要给包公套好牛轭后再给它喂草。仿佛故意羞辱它：你如果想吃草，那就得乖乖地套上牛轭，老老实实地耕地。这个驯化方法经过多次强化，包公一到耕地的环境，便不自觉地把吃草与耕地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了。数天之后，包公就基本不反抗了。当我们割草给它吃，它的眼里甚至流露出感激。”就在我们以为包公要被驯服的时候，包公又反抗了起来，这次，兴国竟然用锄头斩断了它的腿，让它永远废掉了。

这部小说令人唏嘘，不仅是对包公的同情与怜悯，更是由于对包公的驯化过程，会让我们想起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述的权力对个体的规训过程。每个社会化的个体，都会有这样的隐痛。

初读这样的小说，你会觉得陈集益描写动物，是一种艺术手法，专门采用象征的写法。可是等到读他的小说多了，便会发现，事情没这么简单。陈集益是真正爱动物的人，这些不同的生命形式，一定给予他的生命以特别温暖的滋养，这是他写作中变形、成长和悲悯的根源。

在中篇小说《往事与投影》中，他写一头老牛：“老胚壳确实是一头不错的牛，在它的身上所蕴涵的温情与灵性是惊人的。我至今忘不了它诚实的眼睛，优雅的吃相，高高翘起的髋骨，还有颜色并不怎么鲜亮的毛皮。每回放牧，它都喜欢在我看得见它的地方吃草，或者说，它总要在它看得见我的地方吃草。”这样的描写，完全是作者内心的情绪流露，像是来自记忆中的一道温柔的闪光。关于动物形象的小说，在我看来，也是陈集益创作中最富个人艺术成就的部分。

父亲：贫困、愤怒、扭曲、疯狂

父亲这个形象是走进陈集益小说世界的第二条路径。“70后”作家似乎特别喜欢写父亲，从生于1960年代末的朱文开始，父亲便成了荒谬的、可笑的、委顿的、乃至猥琐的形象，可以随意变形，充满了强烈的象征气息。作家李浩的一部小说干脆就叫《父亲的七十二变》。在陈集益的笔下，也不例外，父亲的形象亦充斥着贫困、愤怒、扭曲、疯狂等负面的元素。

在中篇小说《城门洞开》中，父亲以一种绝对的权威主宰着整篇小说的叙事节奏。父亲看我的样子：“现在，父亲这双充满仇视的眼睛，开始越来越多地落在我的身上了，就像一根蠢蠢欲动的火柴，在我身上寻找擦拭的地方。他一定很想将我点燃，引爆。”母亲也数落父亲是个疯子，父亲当年带母亲到公社登记结婚的时候，当他们看见马路和汽车，父亲竟然兴奋得去追赶疾驰而过的汽车，为的是闻一闻汽车喷出来的尾气……这是个不顾一切迷恋城市化的“进步主义者”，他把自身的迷恋，规定成为子女们的道路。

批评家李云雷说得好：“‘父亲’是陈集益小说集中关注的话题，《洪水、跳蚤》《离开牛栏的日子》《城门洞开》三篇小说中的‘父亲’都不相同，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审父意识’。如果说小说中的‘我’在面对父亲的所作所为时只能忍耐或伺机反抗，那么作为叙述者的‘我’则以讲述故事的方式对‘父亲’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这既是一种回顾，也是一种告别。”从这个角度来进入父亲形象，就会发现，小说并非要彻底否定父亲及其隐喻，而是在对父亲的叙述中，作者反复掂量和慢慢确立着“我”及其隐喻的价值所在。

人生的感受随着岁月而改变，父亲的形象在小说中也发生了许多改变。中篇小说《哭泣事件》里，父亲原本就是一个不会微笑的人，所以村里人都喊他“苦瓜”。他的性格依然乖戾、暴烈而又怯懦，在权力面前不堪一击，离家出走。“当我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看见那些瘦弱的、苍老的背影，遇到那些蓬头垢面、迷失方向的老人，我也会想起我的父亲……”这个让我们爱莫能助的父亲，读之令人心痛。“我”对于父亲的寻找，也意味着这个“我”的强大，强弱关系发生了本质的改变，而“我”心间对父亲滋生出的情感没有愤恨，只有悲悯的爱。

嚎叫的摇滚让文本变成了战场

摇滚乐，是走进陈集益小说的第三条途径。他的小说经常有一种火爆的摇滚力量蕴含其中。这股力量推动着他小说的叙事、情感的迸发以及诸多对于现实的反叛与反讽。有次在北京陈集益家中小坐的时候，他无意中聊起自己最开始的写作，是始于写摇滚歌词。他说那个时候，工作了一天回到家，非常劳累了，便听摇滚乐，看着磁带盒上面的歌词，被深深打动。他也把心中的块垒写成那种愤怒的歌词，后来他才知道，那就是诗。他在一篇访谈中说：“文学在我人生中的位置，是分阶段的。纵观我的写作，是从宣泄内心的压抑开始的。最初它类似嚎叫，不计后果。后来，写作慢慢变成一种爱好、一种需要，当然也是一种追求。它引领我从狭隘的愤世嫉俗走向更广阔的悲天悯人。”

大江健三郎在《冲绳札记》中有一句话：“无论怎样控诉恐怖……侮辱是一股酸性侵蚀力量，它在自己的内心深深挖掘着伤痕，无止无休。”陈集益的小说便有这样的力量，他敏感而自省，在伤痛的地带反复挖掘，这种挖掘不是凌空虚蹈，而是带着强烈的日常气息，这种气息并没有让他的想象力褪色，反而成了支撑他的想象力往奇崛处走的细密骨架。他的想象力在小说中不断僭越，嚎叫的摇滚让文本变成了战场。

最后有感而发的是，好的小说，需要综合现实经验、想象世界与哲学思辨这三者，做到互相深嵌，彼此激发。陈集益许多小说做到了，也有些篇章把控不好，使得叙事之箭有些发飘，偏移了叙事的靶心。如果能在射箭之前，揣摩好靶心之所在，一定会让叙事具备更强大的穿透力。靶心与隐喻多义空间的建立并不冲突和矛盾，恰恰是靶心的建立，为构造一个更大的涟漪式空间提供了动力与源泉。这也是细读陈集益小说之后给我的重要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