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是无比精彩的，但是现实也是非常难以把握的，现实甚至成为作家创作中很焦虑的问题。对现实的认识我谈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现在面临着全球化、工业化、科技化、市场化，我们的现实就像原子裂变，更新换代在急骤加速，人类自己有点力不从心了。那么，如何把握现实？譬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它的历史定位在哪里？这也牵涉到当今世界的历史定位，想把握，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没有历史的回顾，没有对人类文明与发展清晰的思考，这都很难做到。不能准确判断，大作品很难出来。现在小说创作早已不是以前讲故事的时代，从事简单的道德劝善，它需要提供对于现实的认识与批判，对于人类危机的警示。譬如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某些方面它就是中国现实的缩影，人在变成经济动物，本质上，是市场经济把人的欲望调动起来，人的物质的欲望成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动力。但这种被调动起来的欲望，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结果就很可怕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出现“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连时间都变成了金钱，还有什么不金钱至上？又还有什么底线不能突破？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轻商，就是看到了它的唯利是图对于社会道德的破坏。金钱成为价值衡量的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标准，社会不乱才怪。这种境况之下，站在内部感受到的便是痛苦，站在外部来看，却是繁华一片。所以说，既是天堂又是地狱。

光怪陆离的世界对作家既是福音，又是挑战。九十年代我曾说：“现实的精彩超过作家的想象力。”因为这话，《小说选刊》主编杜卫东向我约稿，就是写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情。我回家一个月后就发生了两起可谓精彩的故事，这就是我的中篇小说《无巢》，《小说选刊》发了头条。写了一个贵州打工仔，六点钟从广州火车站出来，九点钟，他就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了杀人犯并自杀。三个小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时，全城新闻热线报料。作家要复活的不是新闻事件，而是挖掘这背后的深层原因。

二是面对纷繁现实，文学的力量何在？我们的文学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从国家主义到集体主义，再到个人主义，一直到身体消费，关注点越来越小。作家基本上不愿意关注哪怕稍微宏观一些的事物，他们失去了兴趣，甚至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思考，自甘边缘化，久而久之也失去了能力。如今，每当社会面临问题之时，发声的往往是经济学家，很少看到作家的身影。对现实观察与思考的缺失，必定影响文学对现实的反映，流于对故事的讲述，显得虚假、肤浅。

2016年5月，在中东欧——中国文学论坛上，我作“文学的力量何在”的主旨发言，讲到面对繁纷复杂的世界，作家的责任与良知，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世界文坛同样面临着类似的境况，但许多国家的作家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与担当。我的创作也一直在努力地介入现实，哪怕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面对抗战这么大的历史事件，侵略者的残暴行为我绝不虚构，每一个细节都力求真实再现。只有这样才有力量。我以虚实结合的手法来写，当年的日本兵与他们的亲属看到书后，专程来到湖南湘阴，与营田惨案幸存者、抗战老兵恳谈，一起到事发地祭祀、反思。这是七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正是目前中日两国所亟需的对于战争的反思与和平的呼唤。

三是历史感的问题。中国作家历史感不强，缺少时间的厚度，在面对现实时，我们的眼界可以放远一些。从文化源头来讲，西方文明追寻的是整个世界文明的起源，我们寻求的是对世界的解释。两个不同的路数，西方对应的是世界本性的理论，这种走向是有逻辑有历史感的，天然地适合于长篇小说。而中国的文化，是从日常生活到伦理学说再到政治学说，更

合适于诗歌散文。我们写现实问题，比如环保、医疗、教育等等问题，这些往往不完全是小说的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也不一定是文学的问题，文学的问题一定是超越了这些问题之上的。我们对现实的把握往往还是局部的表面的，怎么介入现实，有一种文化问题在里面。文学那条缰绳怎样套住时代这匹烈马，需要在一个大的时空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