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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无“批评”

更新时间:2016-01-20 来源:本站原创

蔡运桂

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导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文艺批评的主要功能就是批评,长期以来,文艺界把文艺评论与文艺批评两个概念等同起来,文艺评论中,批评的“缺席”,文艺评论变成了文艺表扬。

看看多年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种文学研讨会,就可感受文学吹捧之风太旺了。据说有位经常出席研讨会的评论家说:“因没有时间认真阅读作品,收了红包,不讲几句对不起作者”,于是就归纳一下他人的发言,讲了一大堆放之四海均无价值的空话、套话、废话。文学作品研讨会,几乎没有真知灼见的批评声音。文学研讨会多年来受到国人诟病,但各地都在热闹进行。2001年,我曾率领6人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捷克和波兰,并参加国际华沙诗歌节。我曾就“文学研讨会”问题咨询华裔波兰籍翻译胡佩芳女士,她说:“别的国家没有中国这样的‘研讨热’,人家有文学沙龙,讨论文学问题,是作家、读者自由参加的,更没有送红包现象。”一位立陶宛诗人对我们说:“我来华沙参加诗歌节,是自掏腰包来的,哪有你们公费出访,公费开‘研讨会’条件呢?”

记得多年前有人发表《悼念批评》祭文,哀叹“文学批评已死了”。言辞十分尖刻。实际上文学批评没有死,我所说的“文学批评‘无批评’”,也不是绝对“无批评”。天津市出版的《文学自由谈》杂志,就发表了不少观点鲜明,言辞尖锐的批评文章,出现了一些“胆识”俱全的文学评论家,如李建军等。所谓“胆”就是勇气,用李建军的话,就是一种“盛气”。他在《文学批评:最是盛气不可无》的文章中,深刻地阐明这种“盛气”的可贵。他说:“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要有一股子不肯随顺的‘盛气’,要有一点耻辱感,要把随喜说好,顺势说假话,当作有伤尊严的事情;甚至要有点牺牲精神,要把被误解、受伤害,看作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他所说的“盛气”,“是充实和勃郁的浩然正气。它是真气、英气、正气、胆气的混合体,是批评家在克服了内心顾虑和恐惧之后所获得的一种个性舒展、情绪饱满、心智活跃的状态。”(见《文学自由谈》2011年第4期)他凭着这种心态,敢于挑战文坛权威,敢于对好评如潮的“当红”作家或作品发出了说“不”的另类声音。在文学界批评之声疲软,阿谀奉承之声风头很盛的年代,李建军的这种勇气和精神是值得一赞的。

记得2005年,我曾对著名诗人雷阳平一首不像诗的诗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该诗如实罗列澜沧江三十二条支流的名称,毫无诗意可言。而北大教授臧棣却以《一种不同寻常的“笨拙”》一文,对该诗大加吹捧:“这首诗对地理事实的罗列含着一种强烈的意蕴,有一种固执的不寻常的诗意。”(见2005年8月6日《羊城晚报》)我在2005年8月10日《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诗人的笨说和诗评家的瞎说》批评文章,用了这样的尖锐题目,引发反响。有位友人打电话对我说:“你太大胆了,我没有胆量这样说。”尔后我对文学批评失语了。

写到这里又联想起19年前出版的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被文坛捧为独具一格的长篇小说,是“1996年小说创作上一大奇葩”。由于捧得太高,引发了北大教授张颐武对《马桥词典》的否定,认为它是塞尔维亚作家写的《哈扎尔词典》的照搬和抄袭,引起了韩、张两人打官司。我曾于1997年5月12日在《羊城晚报》发表杂感《马桥官司可以休矣》,我认为打这场官司没有什么意义,并认为有意义的是讨论《马桥词典》是否优秀长篇小说。尔后我写了批评文章《‘马桥词典’是长篇小说吗?》(载《当代文坛报》)。我首先断言绝无照搬、抄袭《哈扎尔词典》的痕迹。《哈扎尔词典》只有17个词条,其中16条以历史人物作为词条的主线而引出一连串的故事,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许多洋洋万言的词条,有人物形象塑造,表现作者的丰富想象力,读起来确似长篇小说。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有115个词条,长的近5000字,短的只有140字,不少词条纯属词义的解释,大多数词条各说各地,风马牛不相及。把一百多词条汇集起来,怎么能成为“长篇小说的奇葩”呢?韩少功的写作初衷,也不是在于长篇小说,他在《编撰者序》中,说明写此书的意义在于探索“任何特定的人物,有特定的语言表现……清理一些词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和性能,更愿意强调语言与事实存在的密切关系,感受语言的生命内蕴”。韩少功自从写了短篇小说《爸爸爸》成名之后,每有新作,都备受吹捧,有点似“皇帝的新衣”的现代版。可惜文学界对《马桥词典》没有展开争鸣,使这“奇葩”受读者冷落。

我2006年编辑出版文学评论集《我的文学陋见》时,没有胆量收入《‘马桥词典’是长篇小说吗?》这篇批评文章,怕被人讥为不懂文学,文集出版后,有位老作家问我为什么不收入批评《马桥词典》的文章,并赞我的批评观点。读了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后,我鼓起文学批评的勇气,把这件18年前的历史旧账翻出来,希望读者重新阅读《马桥词典》,判断其是否“长篇小说的奇葩”?我在新篇未曾出版的文集《耄耋集》中,把《‘马桥词典’是长篇小说吗?》的批评文章放在首篇,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教。

最近《羊城晚报》发表了杨光祖的《莫言小说的几个局限》一文,从大题目上看很一般,很客气,但内文有些小标题是很尖锐的批评,如“旁门左道、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沉迷酷刑描写忘记人性拷问”等,因文章是一篇概括性短论,从宏观上对莫言小说局限的批评,似未涉及所批评的细节。如谈到《檀香刑》时,借莫言在《檀香刑》后记中说:“有意地使用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夸张、华丽叙事效果”的话,批评莫言“在描写一种苦难、酷刑时,使用夸张、华丽的文字……是一种亵渎,是不严肃的,也是不协调的。”杨光祖对莫言小说局限性的批评,引起我十多年前读《檀香刑》时的不满心态。《檀香刑》是写酷刑的,却有一大段调侃、搞笑的文字。说什么刽子手有一流的,也有二流的,一流的割180多刀才死,二流的割150多刀就死了(文中尾数有具体数字,我忘记了)。并若有其事地大写特写刽子手赵甲与受刑罪犯很认真、很融洽地商量割多少刀才死的事。因赵甲是一流的,故决定割180多刀,做到刽子手赵甲和受刑的罪犯双方都感到满意。刽子手一刀一刀地割,罪犯会感到满意么?这段冗长文字,可说是莫言表现“行刑艺术”,正好证明莫言自己说的“戏剧性叙事手段”。这岂不是对人性的歪曲、亵渎和取笑么?我读到这段文字,即释卷不读了。读了《羊城晚报》的批评莫言的文章后,引起我一段不愉快的回忆,也皮毛地对莫言批评几句。我希望更有真知灼见的批评文章出现,对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来个更全面的剖析,更有益于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