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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老父亲的怀抱——读唐不遇的诗

更新时间:2016-01-20 来源:本站原创

陈培浩(潮州)

某种意义上说,唐不遇并非一个寻知音不遇的诗人,他虽没有达到备受时代宠爱的程度(那其实是有害的),但在同时代诗人中,他显然较早脱颖。他先后获得柔刚诗歌奖、“诗建设”诗歌奖、中国赤子诗人奖等奖项。唐不遇并非作为一个80后诗人获奖,而是作为一个诗人获奖。作为重要的青年诗人,唐不遇的写作值得更深入充分的意义阐释。

 

2005年是唐不遇写作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在此之前他是一个虔诚并时而灵光四射的诗歌信徒,但大部分作品还显得过于芜杂。他的诗歌中虽然不乏“十六年前的雨声/使这些瓷器暗潮依旧:/你站在讲台上/像一把冒气的茶壶”。(《教授》)这样精彩的比喻,但总体上要么过于粗疏直接,要么便是太绕,没有瞬间洞开的敞亮。2005年,唐不遇瞬间推开了诗神的大门,或者说他突然触摸到诗神运思的窍门,那些独特想象纷纭而至来到他笔下,并便组织进几乎不可替代的语言秩序中。在我看来,对诗歌视角的独特实践,正是唐不遇诗艺成熟的标志。2005年,唐不遇写下这样的句子:“在这片灰蒙蒙的工业看来/夕阳像一块脱落的红砖”。(《港口》)在我看来,这个句子代表了唐不遇诗歌的一个重要时刻,此时的唐不遇超越了人的主体视角,而尝试从万事万物的角度来重新勘探世界。在此诗中,他借助的是“工业”。“视角”的启用意味着诗人意识到人的有限性,正是在诗歌叙事上对人膨胀主体性的限制,另一个丰盈的诗歌世界才被唤醒。在2006年的《三月》中:“我再次以草地的角度/仰望天空。我无须枯萎/以从空中飘落”,此时诗人借助的是“草地”的观物视角;而在2007年的《泉》中,视角转换几乎如舞者轻盈的腰肢:第一节“一口泉感到孤独/因为它不知道/它和遥远的大海的联系”,这里泉获得了感受主体性,但它是被另一个叙事人所描述,姑且称之为外聚焦物视角。接下来,诗人又让泉边的旅人、蜻蜓、鸟蛋、落叶等种种事物获得内在主体性,诗人并不将它们置于人主体的统摄和观照之下,泉的镜面效果仿佛生命的望台,在这里出现的一切都携带着各自的过往和未来、欢欣和悲哀。最后一节:

我的工作是漂洗落叶

直到它们彻底干净,

我的报酬是倒映的白云——

天空那衰老的墓穴,和我一样

无法闭上泪水盈眶的眼睛

停止观看消逝的东西。

此时诗歌再次回到泉的视角,然而已经变成了内聚焦物视角。有趣的是,在泉视角中,又隐含着另一层“天空”的物视角。且不说此诗那种涵纳万物生死变迁的博大情怀,它在多重物视角间转换,在物视角的内外聚焦间转身的能力,使它获得诗歌技术上繁复和轻盈统一性。此时的唐不遇,便具有了不可替代的辨析度。我至今对唐不遇写给妻子索瓦的《月亮》念念不忘,古往今来的诗写已经使月亮成为难以推陈出新的超级窄门,而唐不遇依然凭着独特的视角——“月影”翩然而过:

一个影子等待月亮在天空中升起。

一根光秃秃的树枝伸进窗户,递给你

适合做梦的月光。

 

很多诗人,热衷于写宏大驳杂的时代,但却不能写日常的温暖和光亮;一旦回到生活,拾起的又是解构日常的那种痞子口吻。其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是用一种文化立场在写诗,而不是用真切丰富的诗性想象力来写诗。当想象力上升为一种文化立场,可以处理时代、永恒等大命题;当想象力面对的是日常生活,它同样可以映照出生活的温度、质感、纹理和微妙的涟漪。与那些以文化立场替代诗歌想象的诗人相比,唐不遇葆有难得的在日常中提炼诗意的能力。且看他的《欢乐时光》:“她最喜欢的运动是做爱和爬山。/无爱可做时,她一星期爬两次山,/有时采摘野果;无山可爬时,/她就做双份的爱。”这里对私人经验的靠近既不刻意掩藏,也无用力过猛的炫耀。诗歌的节奏就是生活的节奏,如此放松的诗句走近了一颗如此明净的心灵。他的《吮吸》写“妻子像昆虫一样趴在地上/给太阳花哺乳;/太阳温柔地抚摸她们,/就像真正的丈夫和父亲。//我在阳光中融化成她们的影子,/闻着她们的香味,/然后,沿着花枝往上爬,/像一朵雄性的玫瑰/悄悄地在她背后出生。”妻子孩子气的动作在诗人眼中与花和天地融为一体,我想这不仅是一首日常的诗歌,它更包含着一种将我们从虚无的深渊失速坠落的处境中拯救出来的诗性想象。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是否还能够葆有一份如此童真的爱,并如此童真地爱着世界?非如此我们便不能激活这样动人的诗性想象。

很多诗人,在写作之外,不得不把自己交给更驳杂的生活维度。于是他们的想象世界日渐磨损,当他们对“像昆虫一样趴在地上”感到不适时,他们的生命感受已经被日用观照定型化。他们是领导、是商人、是解决问题的装修工人,此时诗便在他们的世界中退场了。唐不遇的日常写作,映照的是那颗拒绝被“烦”的世界腐蚀的诗心。可是,反过来说,很多人写日常的温润如玉,他们在诗歌的小屋中小心地呵护着碧绿的内心。这当然并无不可,然而其诗歌的精神格局终究显得逼仄。而唐不遇之为唐不遇恰在于,在灵性想象、诗性感受力和语言本体创造之外,他的语言之树连接着时代和历史构成的广阔精神根系。正如他所说,诗人不应该背对时代,但诗人也不应该被时代所绑架。诗人如果像鹦鹉一样成为时事的留声机、庞大主流的表态工具,那诗人的存在又有何意义?诗人的尊严在于,他吸入了时代雾霾般的空气,并用创造力之肺进行精神吐纳,他呼出的气息,既包含着对时代、历史的精神诊断,又包含着对雾霾空气的审美重构。

一触及时代,唐不遇往往忧愤而深刻:“这些吼声,是机器/还是亡魂发出的——/那广阔墓地无数的死者/已附身于每一个/流水线作业的工人”(《坟墓工厂》);“每天,如此准时,垃圾车/像一颗心脏突突跳动,/把我们的身体运载到焚烧炉里;而我们却为焚烧炉装上空调。”(《梦频仍》)这分明是唐不遇献给时代的哀歌和安魂曲,重要的不是他对时代表了态,而是他以审美发现撕开了时代肌体若隐若现的裂痕:我们常常忘了身处焚烧炉的精神处境,却在“空调”的欺骗下获得“清凉”。这股现实关怀几乎就是杜甫附体,却又有了更鲜明的现代批判性。唐不遇诗歌辨析度还来自于他对历史经验的诗性发挥。他的《历史博物馆》处理的是历史对现实的塑形和缠绕的主题,修辞性地敞开了当代历史表达的诗歌路径:“太阳睡着后,记忆仍是金黄色的:在被禾叶、稻芒割过和刺过的地方抓痒//给下一个时代留下道道红痕”。这样的表达还散见于《毛诗三章》《历史——致弱冠之年的你们》等作品中。这种机敏的表达捍卫了处于时间迷雾中诗人的尊严。

 

关于诗歌,唐不遇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有一个古老的父亲,还有一个年轻的师傅。也许用师傅教授的技艺,我们只能够回到记忆里,而永远回不到父亲的怀抱里。但我也不怀疑突然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够带着新的精神和道德力量,重返唐人的境界和气度。”这段话其实关涉到一个诗人如何创造性地转化中西诗学资源的问题。作为一个在习艺之初就受到奥登等西方现代主义大师影响的中国青年诗人,当唐不遇区分“师傅”和“父亲”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晰地在李金发、卞之琳、穆旦等中国现代诗人所构成的“化欧”传统中提出了汉语性的自觉这一命题。换言之,唐不遇将化古和化欧作为写作的双重迫切性。某种意义上说,唐不遇对于新诗的汉语性这个由来已久的命题有着自己相当自觉而独特的探索。

如果考察唐不遇的诗歌便会发现,“回到父亲怀抱”在他那里绝非简单地复制古典诗歌的意象、章句和意境,毋宁说,在他那些充满现代性自觉的作品中,对于古诗的追慕体现为一种德性诗学的向往。在一篇答奖辞中,他这样说:“虽然在当代谈论道德并不讨好,但我还是觉得不应该忽视道德。我们有必要把道德还原为一种魅力,一种高贵的求索”,“我们不能把道德这个美好的词拱手让给庸俗的道学家”,“在令人喜爱的古诗中,我便处处读到淳朴的,沉着的,时而化为悲悯,时而化为山水的道德。”“作为被深深的无力、悲观和虚无攫住的当代诗人,我们或许真的应该让个人经验清晰或复杂到一种道德的高度。”在将诗歌语言本体作为最高探索对象的现代诗学中,谈论“道德”是危险的,但我们不能浅薄地对待唐不遇的独特思考。他当然不会肤浅到企图用道学来规范诗歌,毋宁说,他的德性诗学观念其实是希望重建诗歌跟主体人格之间的关联。强调诗歌作为主体情趣、胸襟的投射,一直是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观点。钱穆便认为“必得有此人,乃能有此诗”,“没有他胸襟,怎能有他笔墨!”钱穆强调读诗应该对照着年谱读全集,在生命遭际中窥测诗人诗作中的心灵分量。他看重杜甫是因为杜工部“每饭不忘君亲”的儒家圣人人格;他爱王维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是因为透过诗歌王摩诘对宇宙人生抱有一番禅意的超越。当然,强调德性境界的主体诗学如果直接绕过诗歌语言本体可能凌空蹈虚;但那些空有诗歌语言本体的营构而缺少主体德性建构的诗歌,则未免格局过于狭小。

中国新诗在拥抱本体诗学之前,曾被某些观念性的大他者所俘获,诗歌被作为一种“表态工具”,不管是对革命表态,还是对时事表态,这样的诗歌应称为客体诗歌——作为某种客体投射的诗歌。在逃避革命大他者的过程中,当代诗歌逐渐确立了对本体诗学的信仰。这当然意义非凡,然而在此之外,我们不应忘了还有主体诗学,即强调写作者的精神趣味、视野、胸襟和境界对诗歌的重要性的诗歌伦理。抽离本体谈主体,未免空中楼阁;但抽离主体谈本体,则难逃密室自怜。如此,唐不遇的意义便显露出来,他的写作在继承当代诗歌对语言本体极端苛刻的追求之余,难得地获得了对主体精神境界的体认。当他将想象的活力整合进语言的秩序之后,他又追求着德性诗学对本体诗学的引领和提升。在我看来这便是唐不遇写作的启发。我愿意以他的《早晨的大海》末节作结,从中我们也不难辨认他对宇宙人生的一番独特看法:

我们经过一座小岛,

岛上的人们等待着我们。

但我们只是经过,

我们只是

大海发出的轻微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