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夏建芳《卒行天下》一书有感

放下书，已是傍晚。2016年下旬的广州，的确进入了冬季，开始有些冷了。料峭的风在窗外吹着，有些寒浸入骨的感觉了。刚刚看完夏建芳的长篇纪实文学《卒行天下》一书，揉了揉眼睛，心里竟涌出一阵阵暖意，还有许多复杂的感慨以及感动。

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薄薄的一册，放在书海无边偌大的新华书店它不会抢眼；也有可能会被喧嚣的声浪、夺人眼球的夸张词语所遮蔽。但是，这却是一本值得再三咀嚼、饶有意味不可忽略的书。

我清晰地记得书中的一些场境：

梁江决定到纺织工业部争取纺织项目，为晋见顺利，赴京时，他扛着一纸箱新鲜的西红柿去了。雨水涟涟，纸箱湿透。近视的梁江用手摸抓着满地的西红柿，脱掉自己的衣衫包起来。

辛建设以为那废弃多年的荒地已无用途，他出让400亩给一家公司换回200万元，随后他后悔不迭。他见到那家公司主管，左手一把抓住那人衣领，右手伸出四个指头大吼着说：“给你400万，怎么样？卖不卖？”

当年的三矿矿长李益宏用沉重嘶哑的声音对陷入困境的工友们说：“明天我到县城为大家找出路！请大家相信，我李益宏绝不会撂下大家的。”

当看到书中类似这样的很多细节时，不由会为之动容。

且慢，我得向诸君交待一下作者究竟在写一些什么人什么事？否则大家会不知就里。

夏建芳选择了广东高明为一个个案。高明，曾经是珠江三角洲的县级市，现在已改为佛山市的一个区。夏建芳在这本书里采用断代史的方式，只撷取了一个时间段，即：写的是开放改革初期发生在高明的一些人与事。他笔下出场的人物，是那些在实操层面摸索着、试探着而又敢想敢干，在实践中去具体贯彻执行改革宏愿的基层干部。夏建芳写了这样一些人，一些充满争议、活力，却又鲜明生动的基层干部的群像。上边说的梁红是当年的市委书记，辛建设、李益宏是他的左右手，分别为副市长。除他们之外，书中还有许多陆续出场的人，欧阳洪、谭景云、欧锦勤等等，不一而足。夏建芳面对众多繁杂的人物，有详有略，剪裁得当；并且写得语言老到，情节抓人。一部本来不好写的、容易流于枯燥和琐屑的纪实文字，硬是让夏建芳写成了有趣又有味的佳作。

在城市和乡村的接壤地带，是县城，又称县邑。这是中国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行政建制。如果说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乡村是广大农民稼穑耕种之地，是为城市提供吃穿用度等物质保障的广袤阡陌；而县邑，则兼具着城乡的双重功能甚至是多元功能。它的行政化作用丝毫不比城市少，它的生产交换功能也时刻在展开在进行。正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许多国家，县邑管理着市区，县比市的行政权力要大。那么，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县城是非常关键的、重要的阵地与舞台。

书中写到的梁江书记我认识。他身材高拔挺直。他面孔儒雅，却在不经意间可以看出几分调皮诙谐的神色。他曾经是海南生产建设兵团战士，又是一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后来，上级党组织委派他到高明工作。倒着算来，1997年他离开行政工作到香港粤海集团担任要职，在高明，他有12年的主政时间。

夏建芳书中的第二章“梁山”部分，很明显可以看出，作者原本的意图是想浓墨重彩地写梁江主政高明的故事，写他麾下那些热忱无比，在探索和试错中，在折腾与闯荡中弄得个轰轰烈烈的梁山好汉们。当然，作者后来还是在思路上做了一定的调整，兼顾到了另外一些人与事，再说，共产党的干部也不是梁山好汉。但不管怎么写，梁江和他的同事桩桩件件之举动留给人的印象还是太深刻了。

梁江进京抓狂地下西红柿一幕，是他任主管工业副书记的事。他任书记以后的十几年间，中国的开放改革也进入到实际操作层面，这给他提供了施展抱负与才干的广阔政治舞台。夏建芳在《卒行天下》一书中，写了梁江的魄力和清醒的判断力，写他冲开禁锢将香港溢达服装企业引入高明，写他明智地盘活了一些矿产、纺织、塑料等企业，写他怎么在挖第一桶金。但夏建芳却又是不讳言、不溢美地写出了梁江主政时的无奈窘态。梁江为了动员司机们将泊在广州黄埔港的几百辆皮卡冒险拉回高明，他可以对心怀忐忑的众司机们做战前动员：“目前高明财政有困难。同志们，党考验你们的重要时刻到了。”这不禁让人啼笑皆非。

他为解决县财政困境在香港炒楼刚刚尝到甜头，却不料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仓惶中，他躲在一个角落扒饭盒吃。

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梁江竟然游说美国迪斯尼乐园总部的人，试图说服他们将迪斯尼乐园分部开到高明。后来因无法解决批文只好作罢。

更有甚者，他想借鉴美国的经验，设想在高明开设一家只供境外人士参与的赌场。美国人在拉斯维加斯那个沙漠之地造了一座财源滚滚的富地，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将海外资金吸引到自己的腰包里来？

梁江想这样干从来不是为了自己捞一把。他想的是要把市场经济做得风生水起。他有超前意识，以至于超前得有些飘飘然，竟忽略了具体的中国国情。

但我依旧佩服无比地说：这就是开放改革初期的珠江三角洲的干部们！

那是初期啊，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干。邓小平很形象地说：摸着石头过河。至于河里有什么？是杂草绊脚还是瓦砾碰撞，都不知道。中国在1978年进入新时期以后，发展是硬道理，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道理和道路成为中国政府强烈要求摆脱贫困、实现富裕、给百姓带来好日子的政策纲领。在经过多少痛苦、屈辱以后，开放改革的战鼓擂响，激荡着所有中国人的情怀与梦想，这是全民族上上下下不言而喻的共识。

怎么开放，怎么改革？都是未知和不确定性，从来没有现成答案。

那是初期，一切都是百废待兴。全中国有多少有理想的基层干部，他们正值青葱岁月，他们目光清澈还没有蒙翳，他们身手矫健还没有滑跌。他们有着浓郁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希望在历史转捩的关头，施展抱负。

当好的政策下达时，必须要有那些躬身亲为的人，要有那在实操层面完成其蓝图的人。县城作为最基层的单位与组织，活动其间的人们，于是上演了一幕幕在勇气与试错、辉煌与黯淡之间挣扎的活剧。

我还是要借着梁江展开思路。梁江身上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这不仅仅指他这个人有意思、有趣；还指的是他在试错与纠偏中所具有的普遍性。夏建芳这部书原拟书名叫《野蛮生长》，意即正是要关注那些在庙堂之下、原野之间，挣脱阻力，不按正常规矩出牌而恣意生长、带有勃勃生机的事物。这是野蛮而茁壮的生长，事物本身以自然自在的逻辑，不可阻遏地向上伸展着曾经蜷缩的身体。它的拔节声或在午夜子时、或在阳光充沛的正午响彻一片。它犹如原野上的麦子、稻禾、玉米、高粱、大豆等等关于植物性的、农业文化事物的自然呈现；同时它又携带着经验本能的、粗犷雄性的现代性自由冲动而呼啸着。它是生长于原野的，却又超脱出原野；相伴相随的还有譬如立场、观念、态度、意识等理性的觉醒。而这觉醒又一路试错，在混沌、无序，全无现成经验可寻时，自己去闯荡，甚至是厮杀，自己革自己的命。

这就是野蛮生长。

面对着开放改革初期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可以想象大多数人都是懵懂。社会主义的定义原本是计划性的、命令式的、一大二公的、统购统销的；而市场经济则以利润为前提，大家要在需要和商量之间协调，互惠互赢，谁都不可能再以权势压人。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要吁请法律作为双方的保障，否则，你今天挣来的钱很可能会被抢走，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会有这样的遭际。而那些抢你钱的人最有可能打着绝对道德的旗号。被抢的结果可能是穷人失去的钱财会少一些，富人则失去很多。但这多与少都只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在相对的比值上其实一样。穷人即使失去的是较少的钱财也会断了他的活路。随着改革的深入，以法治国已成为上上下下全民族共同的心声，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理性和成熟。而初期，怎样在这两者之间很好地平衡，可真难煞人也。

当年，梁江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那些令人膛目结舌的事情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者。首先是要养活地方财政，再后是造福于民，让穷困中的百姓能得到实在的利益。动机和手段，非常吊诡。在难以平衡时，要发展，很难再是循规蹈矩，很难是按常理出牌。他们被逼挤到一个狭仄之境，几乎无从转身和脱逃；他们在险象环生中，踉跄着、趔趄着，左突右撞着，根本不知道前边是石块瓦砾，荆棘丛生，还是炸弹地雷。有可能受伤，并且引火烧身。他们犹如荜路褴缕的探勘者，想要在禁锢已久的体制内闯一条新路；他们可能会碰壁，其试错成本和风险都极大。但他们认了。他们身上沸腾的血液不允许他们畏首畏尾坐吃山空。况且没什么好吃的了。试错，试过才知道什么能行，什么不行。不试怎么会明白？

在行政官员的队伍里，有一种人的行事风格从来都是不出错，中规中矩的，谁都挑不出他的毛病的。他从不越雷池一步，却是个性乏味失趣，全无创造力和活力。这样的人，可能会很顺利、很风平浪静地过完此生，并且混得还不错。

但是，在执政党的队伍里，从来都会吸引到那有创造力和性格魅力的人加入其中。在执政党还是革命党的初年，正是那批英气勃勃，怀抱理想，卫护社稷的人，担当起拯救民族未来的历史使命。在革命党成为了执政党以后，它不该是心怀叵测利欲熏心、欲将国产变家产的奸佞者的暖床；也不该是怯懦躲风、凡事推诿的犬儒主义者的屋檐。它更加需要那有政治抱负和人格魅力的人跻身其中。现在，如果重新去记忆那即将随风远逝的往事，复杂难解的心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夏建芳在《卒行天下》书中用较多篇幅写了高明，写了梁江。在我看来，他不单单是侧重于一地一人；他写的有普遍性，当年广东一大批各个层面的干部群众就是这样干起来的。那一代人，不仅仅是要见证时代，而是要创造时代。他们的独特秉性与风采将留给历史。而历史需要文字来记叙。

当年，那具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的人，或官或民，都以勇气、赤诚、顽强之力，天马行空，天下卒行。这一切将留给历史，并启迪当下。

夏建芳的这本纪实文学著作，具有田野实地考察的风格，为当代和后来进入社会学、文化学和史学的人提供新鲜热辣的第一手资格。

2016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