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6重大课题《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阶段性成果，原载2016年第5期《小说评论》。）

[作者简介]：江冰，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广州市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评委。入选新世纪本领域最有影响的35篇论文、中国作家协会新锐批评家、广东省十大优秀社会科学科普专家。著有《浪漫与悲凉的人生》、《中华服饰文化》、《新媒体时代的80后文学》等。

[编者按]：江冰教授近十年来一直致力广东文学“本土表达”的理论阐释与推广，2016年在出版了本土文化与本土文艺创作随笔集《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一书后，更是与广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立项重大课题“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基地，开展“本土化”深层次研究，本文则是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从佛山作家吴学军，深圳作家吴君，广州作家张欣，潮汕的陈崇正，陆丰的陈再见等这些广东本土作家或“新广东人”作家作品中，揭示和阐述了这样一个文学现象的存在——广东文学“本土叙述”的苏醒。进而指出：“在工业化时代，在互联网时代，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重新理解自己的故乡，重新回望自己的故土，重新审视本土文化，重新寻找广东本土创作的‘出口’，重新站到中华文化的前列，重新为21世纪的中华文化崛起贡献力量，正是广东地域文化‘本土叙述’的最终指归、动机所在、愿望所系”。

我一向以为，广东文学在近三十年以来，对于本土文化的表达相当薄弱，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中有一度领先全国的“都市表达”，但就广泛意义的地域文化表达上，无法跟上欧阳山《三家巷》、陈残云《香飘四季》和秦牧《花城》等文学前辈的步伐，与“北上广”的经济地位落差极大，长期在全国地域文学表达方面处于弱势。就此意义上说，张欣、吴君、吴学军、陈崇正、陈再见的几部近作，既是一次地域文化的成功表达，也是广东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我将几位作家的努力视作具有标示意义的广东本土叙述意识的苏醒与坚持。

一口气读完吴学军的长篇小说《西江夜渡》（花城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平添意外惊喜。作品有人物、有情节、有冲突、有地域特色。可以说，篇幅不长，却具备了长篇小说的各个元素，而且作者控制的比较好，对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有比较好的把握：张弛有致，繁简有序。抒情处，分寸恰到好处；情节点，果断把握节奏。犹如，传统戏曲中小乐队里把握舞台节奏的首领，拿捏到位，把握火候——这可能是小说好读的关键所在。关于长篇小说，论述很多，一种说法我记忆深刻：好读并有益。当然，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尤其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作家吴学军做到了这个基本要求，并在此基础上，给予我另外一个意外，即对佛山地域文化的本土表达。

（长篇小说《西江夜渡》，作者/吴学军）

应该看到，吴学军具有本土文化表达的自觉意识。《西江夜渡》的定位是“一部抗日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故事依托于佛山南海的历史文化背景，再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珠三角的抗战传奇与风土人情。”（作品扉页内容介绍）需要进一步肯定的是，这样一种“依托”的艺术表达并非简单地方背景的交代，而是将佛山南海极富地域特色的山川地貌、民俗风情、历史渊源与当时的抗战形势、小说的情节发展，比较好地融为一体。在我对佛山的有限了解中，几乎所有知名的地方文化元素都进入了这部长篇小说：自梳女、武术馆、扒龙舟、九江双蒸、西樵大饼、双皮奶、东坡甘蔗诗、“小广州”、四大名镇，等等。其中，一些地方元素与小说的融合既自然有十分自然地成为小说的有机部分，甚至不仅从外部也从内部推动着小说的发展，成为作品刻画人物、建构背景和叙述动力的有效资源。比如，一开场，女游击队员登场亮相，三个元素交织：中山大学学生、自梳女装扮、佛山武馆徒弟，立刻形成独一份的本土特色，而且不是披上去的外衣，而是进入作品核心情节不可或缺的内涵，与小说传奇紧密相连，并为后面的情节展开埋下伏笔。比如，两次逢凶化吉的武馆同门相遇。值得称赞的还有，作家对佛山山川风貌和小说情节的融合处理。日本特高课的前截后堵，游击队的声东击西，如何在地形道路的选择中使得情节跌宕起伏，如何在叙述节奏的变化中穿插民俗风情，又如何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刻画抗战女英雄群像的有效手段？可以说，作家吴学军煞费苦心，匠心独运。没有对佛山山川地势、历史渊源、本土文化的了然于胸，就不可能有一幅抗日战争时期的“佛山风情图画”，就不可能有一尊感人的广东抗战女英雄群像。

（佛山梁园）

所谓广东作家，比较其他省份略有不同，大致有三类，完全本土的；青少年甚至童年迁徙来的；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后进入的。他们的创作又可以分为三类：完全本土生长的；本土生长却向北方致敬的；外来入籍却一心向南方致敬的。不过，虽然出处不同，但广东的一个好处是：英雄不问出处，笑迎八方来客，汇集各路英雄。商场如此，文坛亦是。吴学军显然属于第三类作家。作为外来的小说家，吴学军迅速进入本土，进而表达本土，在有效地吸收了影视剧情节快速推进，以及中国传统戏曲情节陡转、以及化繁为简的洗练笔法的基础上，成功地融进本土元素，她的努力、她的方向、她的艺术准则与价值观，我击掌肯定！因为，《西江夜渡》明确昭示：本土元素不但可以成为艺术作品的标志特色，而且可以成为艺术的有机部分。明乎于此，这部长篇小说的本土叙述也就超越了作品本身，从而具有了广东文学界本土表达的特殊意义。

深圳作家吴君小说因为深圳而值得玩味，因为深圳是一个暴发户的城市，快速增长以致欲望快车，天上飞毯以致少有传统。因此，吴君的“深圳书写”早几年就抓住了我的视线。比如，获奖作品《华强北》即为翘楚。小说曲折有致，放弃了知识者精神贵族的往往可笑的矜持和自负，看到了新城市地基上，外来客、新客家、乡下人、揭西人的精神成长与身份提升，他们如何融入城市文明，合乎潮流——这个现象，应该是深圳独有的，至少是最为鲜明和突出的，代表着中国大陆城市起步、发育、成长进程中的“秘密信息”。作家超越自恋、定点探索，敏锐感受，细致入微传达，属于相当珍贵的文学记忆和深圳本土叙述。因为独特，愈加珍贵。

（中篇小说《深圳西北角》，作者/吴君）

根据深圳作家吴君的中篇小说《深圳西北角》改编的电影《非同小可》是深圳题材的有一篇佳篇力作，在近日第24届金鸡、百花奖展映中受到极大关注。深圳不同于其它特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外来人员，它的特殊地位具有动一发牵全国的不可替代的影响。有观众认为，强大的资本力量，正把深圳变成一个世界级加工厂，深圳和北上广一样，正用一种神奇的力量改变着中国的乡村。《非同小可》正是关注了那些具体的人群：从青壮年到中老年，深圳是他们的光荣还是疼痛？深圳还能容得下那些老弱病残的身体和受过屈辱的心灵吗？电影《非同小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深圳是谁的城市。城市属于农民工吗？《非同小可》同时聚焦了大转型时代乡村年轻人的向往，与都市老人们渴望回归的冲突，颇具时代特点。有专家认为，《非同小可》是近年来描写农民工情感最真实最细腻的一部作品。其实，这部电影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展现劳务工的生活和爱情，更多的是描绘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个城市的成长，是令人心动的一部电影。此种“广东本土叙述”既鲜明突出，又有典型的时代意义。

（根据《深圳西北角》改编的电影《非同小可》海报》

与《西江夜渡》和《非同小可》的两位“新客家”作者相比，小说家张欣可谓久居广州本土，尽管她并非真正“土著”。其新作《狐步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显示出本土叙述意识的坚持与几十年的一贯性。作品一如既往的好读，张欣的杀手锏依然是都市男女爱恨情仇，情感海洋的波涛汹涌被她瞬间转化为极其细腻极其委婉的细波微澜，但能量依旧，杀伤力依旧。“花叶千年不相见，缘尽缘生舞翩跹”。“人生中注定要遇到什么人，真的是有出场秩序的吗？看似不经意的一个相识或者相遇，或者成为故事，或者变成沉香，以一种美丽伤痕的形式在心中隐痛地变迁。”中国传统诗词的“古典情致”始终是她的小说的美学支撑和艺术理念，并帮助她于红尘滚滚的羊城卓尔不群，清流自显。

步入小说创作的第一天起，张欣的文学信念可谓矢志不渝，美丽依旧——一个人可以在这个世事变幻的时代，坚持一点属于自己的本色，无论成色，时间长短即是考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陆文坛始终在“先锋技术”与“宏大叙事”中纠结徘徊，或淡化人物情节故事，或强化主题意义教化，中国传统小说的传统被轻视、嘲笑乃至否定。张欣在犹豫之后，依然按既定目标前行，回到自己的初心，回到自己对文学和人生的理解。也许，身在广州：岭南文化、鸟语花香、南国都市、红尘滚滚、低调处世、务实态度、注重感官、看重现报----都赋予了张欣与内地绝大部分作家不一样的情怀和视角，她的作品因此也持有了自己多年延续的艺术本色，她是南国广州都市生活的浸染者、受惠者、见证者，同时也是守护者、叙述者。从作家地理上看，并非本地土著的张欣，却比土著更深地了解并解读了本土——其实岭南向来兼收并蓄，北方来的文人、世界来的商人和传教士，都给这方水土带来福音，甚至改写某些特征，比如韩愈，比如苏东坡。韩山韩江，荔枝西湖，既彰显又改写，恰恰触及岭南本土一个文化秘密：既有吸纳的包容，又有本土的坚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州的张欣也有两大贡献：彰显了这座古城的个性本色；描述了缘起改革开放而渐变的一些都市元素，从而完成“改写”的历史任务。张欣对于广州，功莫大焉；广州对于张欣，岂止人才难得？几乎是古城之幸！这样一位有全国影响的都市生活叙述者，用文学、用电视、用大众媒体，向世界宣扬这座城市三十年的变迁：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长篇小说《狐步杀》，作者/张欣）

因此，我赞成这样一种评价：张欣是中国大陆都市文学的先行者。言其“先行者”角色的理由还不仅仅在于时间上的领先——上世纪90年代张欣小说就曾风靡一时，而在于她的作品的“都市气质”——并非都市里的乡村，也非乡下人进城。可惜，这种评价在迄今为止的当代文学史家的视野中远没有得到相应的承认。也正是基于此种评价，我可能比一般评论者看重张欣作品的叙述特点的同时，更加看重她的小说为我们提供的都市经验。《狐步杀》在都市经验上，同样胜人一筹——开场就是一个新人群：城市护工。保姆已经不新鲜，护工作为一个都市新的人物群落，却有新意。小说的一大功能，我以为是对历史的补充：中国历史一向大轮廓粗线条，司马迁用人物写史的传统后来也被正史的宏大叙事所淡化，加之社会学是西方引进，兴盛时间很短，所以，文字记载的丰富性与全面性大打折扣，幸好还有小说——可以补充日常生活的质感与底层百姓的真实。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有一种职业的人群曾经构成特征相同的人物群落，五十年后、一代年后，时过境迁，他们或许消失，但一定很难入史，很难有传。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却可以留下痕迹、留下踪影。或许，此后我们可以寄望于社会学家的努力和新媒体的全息记录功能，但小说对人心理丰富性的挖掘和与生动性的传达，却是独家擅长的。张欣小说对都市各色人物的描写，其实也就具备了“清明上河图”的功能——全景纪实。这样一种富有质感的生活描述，也可以化解悬疑叙述的奇巧性，使之拥有更为深厚的生活基础与富有人情味的氛围滋润。所谓“俄罗斯套娃”结构，大故事套小故事，所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破案悬疑，都在都市生活的整体氛围营造中得以铺张延续。鲜活的人群与生猛的生活所共同构成的南国都市，保证了张欣的故事自始至终有一个可靠却又迷人的舞台。大幕一旦拉开，好戏即刻上演。

（女作家张欣）

还需要肯定的是张欣对笔下人物物质性和精神性的把握。换言之，她的小说人物常有肉欲与灵性的冲突，《狐步杀》也不例外。柳三郎、柳森是肉欲挣扎的一路，小周、忍叔两位便衣警察是精神灵性的一路、独树一帜的属于广州这座城市的是女主角苏而已——张欣对这一女性角色投入的情感，近于塑造“广州女神”：历经劫难，守住初心，善良底色，坚韧自立。也许，在苏而已的身上，我们可以窥视到那个被虚饰夸大的“广州精神”——表面波澜不惊，内心自有坚守。肉欲一路的沉沦、灵性一路的升华，恰好从两个方面衬托了“城市女神”。苏而已无疑是作品最有内涵的人物，也是寄托了作家理想的都市女性：一朵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洁白荷花。至少，在张欣的心目中如此鲜活。《狐步杀》一部九万字中篇已然包含了长篇的沧桑。比较她的前两本长篇，我以为有两个明显进步：都市时尚与作品人物勾连的更加紧密，再不是一个包装，而是人物性格环境的一个部分，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价值观保持了延续性，正直而善良。进步之处还在于少了几分犹豫，加了几分信心。“花叶千年不相见，缘尽缘生舞翩跹”，路还长，张欣还在前行，期待新的广州故事，期待更加强有力的本土叙述。

还有一个现象引发我的思考。即是在张欣和吴君的小说中，大量出现广州与深圳两座城市的地名，确凿实在的地名，以及依附于地名的相关建筑物、酒店、酒吧、咖啡厅等等城市场景，类似的情况在上海和北京的作家那里也有，比如，王安忆、金宇澄、格非等等。除了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联想以外，我还联想到“一位作家与一座城市”的关系，比如，卡夫卡与布拉格，这可是一个极其纠结的关系：卡夫卡的创作全部完成与布拉格这座城，但他一辈子都在努力逃离这座城。“卡夫卡属于布拉格，布拉格也同样属于卡夫卡”。[1]卡夫卡作品中的那些地名与场景，如今，与他生前的足迹紧紧相连，成为嵌入这座城的文化坐标与象征性符号。可见，地名加场景，显然成为蕴含地域文化个性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本土叙述”方式之一。乡村如此，城市更不例外。此种“地域嵌入”或曰“象征性符号”，值得深究。

（80后作家陈崇正）

令人惊喜的是，我在广东文坛，看到80后本土作家的成长：潮汕的陈崇正，陆丰的陈再见；均为男性：一个1983年生人，一个1982年生人。陈崇正的《碧河往事》（《收获》 2015年第5期）就在不长的篇幅里，营造了广东潮汕文化的特殊氛围——虽然这是一个渐显凋零的地域氛围：被海鲜砂锅粥取代了传统番薯粥的小镇——但夜宵依然兴旺；传统潮剧团举步维艰——但依然有村子作兴请戏班子；传统剧目《金花女》唱腔渐失——但依然有四十多岁的女子开嗓传唱，心怀往事的老太太奉为经典。传统的生活方式一如传统唱腔，断断续续，连绵不止。当然，这样的文化氛围，烘托的则是一种相当入世的精英叙述：关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岁月的反思，人性的恶如何泛滥成灾，历史的伤痕如何久久不愈，成为挥之不去的创痛，以至于构成对于文革一代人人品值判断——坏人变老了！陈崇正是出生于1983年的“80后”，也是“新概念作文大奖赛”的获奖者，将他与三十年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联系起来，不由地想起多年前读到的一段文字，大意是苏联的卫国战争，在第二、三代作家手中，反而有了一个创作的辉煌期。究其缘由，旁观者更能摆脱历史纠缠，加倍深刻地反思历史。陈崇正的文笔克制隐忍，配合着潮汕文化的情调与节奏，在不疾不徐之中，自有一番广东本土叙述的特色。当然，外地文化的“入侵”也是相当明显，比如，我读到“碰瓷”这个字眼时，有一种强烈的不适感，北京方言的出现，突然且生硬——是一种现实之暗喻，还是我们应该有意避开的。类似情况在张欣的长篇小说《终极底牌》中也有，即“腔调”——上海话在广州粤语环境中的出现。我敏感于这一类具有跨文化交际意义的词汇，并且由此联想文化交际强弱的此消彼长，同时会不由自主地暗暗生发出广东弱势文化被侵入被覆盖的担忧。不知，作家落笔之时，是有意为之，还是描述现实，是不假思索，还是深刻反讽？

（80后作家陈再见）

陈再见的中篇小说《扇背镇传奇》（《啄木鸟》2015年第2期）也是一幅广东海边小镇的风情图画。这部中篇，比《碧岛往事》更加贴近广东本土以及近三十年的社会变迁。开篇就是本土：“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产，扇背镇的特产，就是豉油。但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十年后，扇背镇的特产不再是豉油，而是冰毒。当然了，扇背镇人一般不叫冰毒，它有另一个形象的名字，叫冰糖。至于吃冰毒，也有另一个形象的说法，叫溜冰。扇背镇四季如春，连霜都不多见，何况是冰——溜冰却极其泛滥。”偏僻海边小镇，瞬间与最为敏感的毒品紧紧相连。“水哥”、单秋水、“单老板”——作品主人公、当地土著男人即刻登场。水哥精明强干，既善于韬光养晦，又敢于关键时刻出手，赶走北方佬，崛起地头蛇。“十多年前街上人都可以欺负打骂的一个小毛孩儿，如今会成为全镇最大的毒枭，甭管黑白，见了都得敬怕三分。”单秋水俨然成为扇背镇的土皇帝。

《扇背镇传奇》的不凡出有二：一是对毒枭犯罪历程的情节设计，其中精彩已然超越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模式。因为“青乖鱼”角色的设计，水哥将计就计，顺水推舟，让重返小镇复仇的老阎成了替死鬼，“剧情的转换只在一夜之间，比电影还要扑朔迷离”。二是借小镇风情的描述，展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南粤大地民风的步步沦陷。极度的贫穷导致极度的财富追逐，极度的财富追逐导致伦理堤坝的崩溃。水哥身世恰与社会变迁、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相互融合，互为映照。这个小镇人物颇具份量，在他的身上至少实现了作者的几个创作企图：人物内心塑造“上可以和镇长吃同一瓯鲍鱼，下也可以和兄弟们喝同一锅糖水，甚至于到那时他完全可以混个一官半职，至少弄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来当当，像个人物；到那时，恐怕谁也不会说单秋水是靠制冰起家的，甚至都忘了有那一档子事了”；海边小镇风俗画的造就：“杂碎鱼拌豉油”、“一团反砂的软糖”、陆秀夫背小皇帝跳海身亡沉没玉玺的一片海域、“所有外来者，无论是小杂鱼，还是大鱼母，得让人觉得不是扇背镇的威胁”的五方杂处，本地人如何应对外来移民，如何通过冰毒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其实都可以看做是广东这个南国偏僻边缘之地在近三十年发生的种种变化。其中，大有深意，又岂止丛林法则中的弱肉强食？当然，他也是广东本土叙述最为独特最有色彩的部分。也可以说，80后小说家陈再见无意中完成了当下最有神韵最具深刻性的广东本土叙述。

（陆丰碣石海湾）

那么，何谓文学创作的“本土叙述”呢？似乎也难一语概括。但我们以为，一定与出生地、童年记忆、祖先记忆、故乡记忆密切相关，一定与你生于斯长于斯贯穿你生命的某种文化传统有关，一定与你所痴迷所钟情所热爱的乡土情感有关。仔细品味一下当代作家的作品，出生地的情感与文化烙印，常常在作品中留下这样一种东西：无论你走得多远，无论你漂泊到何处，你的情感归宿在你的“本土”，也许你会走得很远很远，天涯海角，千里之外，但艺术家内心的故乡在原处，在老地方，这是命定的归宿，游子的归宿。世界各国作家一概如此，中国作家基于传统尤此为甚。广东“新移民作家”的大部分作品皆可引为例证——无论对于广东本土进入有深有浅，但个人故乡依旧在作品中占有重要位置，所谓乡愁，始终徘徊不去。加之广东改革开放时期，文化冲突激烈，作为情感补偿的乡愁更是有增无减。就“本土化”表达而言，综合考察来看，广东文学艺术创作界的历史使命，将更多地赋予本土作家身上——他们有人脉，有地气，有方言，有熏陶，较之“新移民作家”可能具有出生地等天然优势。但，这也仅仅是理论上肯定的优势，作为本土作家，他需要加倍努力于关注本土文化，需要更加深切的生命体验，需要更加充分的文化自信，需要发自内心的文化热爱。倘若，由于熟视无睹进而导致漠然，其优势也可能瞬间消失殆尽，反而不敌外来作家因为差异冲突而唤起的新鲜感。在精神准备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大量的艺术描述，需要更精致的，更具有本土底蕴的描述。“任何地域文化的积淀以至主流特征的形成，都与它的不断被描述有关。”[2]广东地域文化的“本土化”表达，需要的就是这一种“文化描述”。所谓“文化描述，不仅仅停留在学术探讨的层面------必须生产出文化产品，进入现代传播领域，借助一切媒介，渗透到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唯有如此，一种文化才能源源不断地从每时每刻正发生的生活中汲取营养，文化的生命之树方可常青不衰。”[3]

我们认为，广东文学的“本土叙述”，重要的是在文化描述的基础上，达致成为一种艺术作品的存在形态。丹纳说得好：“文学价值的等级每一级都相对于精神价值的等级。别的方面都相等的话，一部书的精彩程度取于它所表现的特征的重要程度，就是说取决于那个特征的稳固程度与接近本质的程度。”[4]目前，广东省内对于本土创作的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台面上众多作家，很重要一部分是来自外省，这也构成了广东独特的“新移民文学”，出生地与生活地所构成的反差成为这些作家创作的一个兴奋点。那么，基于岭南的本土创作是不是随着广东工业化时代的崛起而渐渐消失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工业化时代，在互联网时代，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重新理解自己的故乡，重新回望自己的故土，重新审视本土文化，重新寻找广东本土创作的“出口”，重新站到中华文化的前列，重新为21世纪的中华文化崛起贡献力量，正是广东地域文化“本土叙述”的最终指归、动机所在、愿望所系。何况，在南粤这片土地和海洋上，近四十年发生了那么独特的大事，可谓风云变幻，奇人奇事，空前绝后。假如，我们的文学对这段具有强烈“地域性”色彩的历史描述缺失；假如，我们的本土作家缺席，又将是怎样的历史遗憾与作家失职呢？

注释：

[1] 曾艳兵：《卡夫卡的布拉格》，《读书》2016年第1期

[2] 江冰：《论广东文学的本土化创作》，《本土关注》，P202，花城出版社2013年出版

[3] 王海、江冰：《从远古走向现代——黎族文化与黎族文学》，P08，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4]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P352，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