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的人生，温暖的写作

 ——写给萧红百年诞辰

萧红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惨的，短命，穷困，奔波，她从十九岁离家出走，这一走便再没回头——中间辗转回去过一次，和未婚夫住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后来怀孕，未婚夫出逃，引出著名的“萧军救美”一段。

这一段堪比小说情节，然而萧红自己断不肯这样写，也写不出，因为她是散文化的笔法，她最好的文字几乎都是非虚构的，关于她童年的记述，在后花园里，和祖父、秋虫在一起；关于她的呼兰县城，东二道街，西二道街，十字街，那些穷邻居，翠姨和堂哥的恋爱……她以一个小孩子的眼光，就这样东看看、西瞧瞧，很多年后才想起把它写出来。

很多年后，也就是1940年，她离家出走已经有十年了，这十年，她几乎是马不停蹄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几乎大半个中国她都走过了——这大概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离开家乡，到外面看看去！萧红的出走是为逃婚，然而即便不为逃婚，她大概也会找其他的理由逃出去的，小小的呼兰县城藏不下她，不是因为她要写作，立志当个作家，而是她身上有太多活泛的、不安定的因素。

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历朝历代的“女文青”大多如此：爱折腾，不愿守本份。李清照也折腾过，那是人过中年，赵明诚死了以后，她择人再嫁，嫁的是张汝洲，此人大概品性不端，贪慕李清照的钱财，因此夫妇不睦，常有恶语相向、拳脚相加的时候。我读李清照的生平，读到这一节，真是“惊且骇”，继而又有些欣喜，以为是看到了一个真女子，并不如常人所想的，总一副“凄凄惨惨切切”幽怨模样，而是具有真性情、大胸怀的，否则怎会扶窗北向，呼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的千古句？

总之，早晚都得折腾，这是一般文艺女性的通病——或许是所有人的通病，——那些有才华的去折腾文艺，没才华的去折腾异性，世间人莫不如此吧？也有一些人，是连带文艺、异性一块折腾的，并且都弄出了很大动静的，大概算得上是人间极品了：非有巨大生命能量的人不能为，譬如毕加索，譬如拜伦。也有一类人，生命能量更大一些的，他把能量攒着，所谓“术有专攻”，攒到一定程度，世界就乱了，我所知道的拿破仑和希特勒，在私生活方面都是极其节俭的。

其实文艺创作也如此，才华是一方面，生命能量是另一方面，这两者缺一不可，就好比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世间若真有个林黛玉，恐怕也是“空有才华自嗟叹”，因为她太弱了，耗不起。创作本身，该是对生命的一场消耗吧？很奢侈的，对女人来说尤其如此，大概是，女性无论身心两面，较之男人都弱了一层，若想做成一件事情，必得付出十分努力才有可能，其余事竟难以顾及了。

倘若有人以冰心、凌叔华等人为反例，——然而此两人实在不是作反例的合适的人选。第一，才华不够，凌叔华或许稍好些，然而太多的小儿女闲愁，格局终究有限；第二，不多的一点才华，冰心分出来了，用来爱全天下的小朋友去了；凌叔华也爱，比较合乎情理，她爱上了英国的一个年轻人，后来不了了之；其实还是折腾，又不够彻底，只好妥协，终究是心力不足，有也是有的。

妥协下来的结果是，生活圆满了，创作结束了——也许是，生活不圆满，创作也结束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涉及到才华。

不是说，生活和创作不可兼得，虽然兼得者很少；我想这其中最关键的是个性，创作尤其需要个性，而生活必不能有个性，除非实施分身术，否则谁能做到左右缝源，写作时是一副面孔，生活时另换一副面孔，一天中无数次的变脸，一月月，一年年，非发疯不可！

也有不折腾的，像张爱玲，我想，这是因为她有自知，太过冷静；就生命力而言，张爱玲是弱了些，远不及她的才华，幸好她那时还很年轻，是能够凝神、聚气写几篇漂亮文章的，再晚一些，恐怕就真来不及了。我能够想像，她住在上海的那间公寓里，不拘是书桌旁，还是阳台上，整个身心都打开了，每个毛孔都在呼吸，感觉、听觉、味觉、嗅觉、自己、世界全连成一片了……即便没有胡兰成，这样的写作怕也不会持续太久，她是整个把自己搭进去写了，两年已是极限了。

可是这样也好！张爱玲是，她把一生的精华集中在两年内挥霍殆尽了，无论是文字的，还是情感的，三十岁以后已是油灯将尽了。可是才华的体现本该是这样的吧？集中起来才叫绽放，分摊到生命的各个阶段，就看不见了，形同没有。

我曾经比较过张爱玲和萧红——很多人都愿意把她们作比较——其实这两人毫无共同点，除了都姓张，都写得好，都活得惨。——可是写到末一句，我突然有点怀疑，什么叫惨呢？谁不惨呢？也许是，并不是因为她们写得好才活得惨，而是因为写得好，读者“发现”了她们的惨。怎样的心理啊？深究下去很可怕的。

就譬如萧红，倘若有幸如冰心，去过那样一种安逸人生——究竟冰心是否安逸，外人又怎知道？不过是猜测罢了——她还能写出那样的文字吗？即便写出来了，好是好的，读者还会那样念记吗？这世上好的文字太多了，太多都被湮没了。

想来这是一切文艺女性的悲哀，“人文不分”是她们普遍的归宿，但凡以才华显世的，经历立刻被翻出来，翻尸倒骨尽挑恼人的部分来说，像费雯丽疯了，克洛岱尔也疯了，伍尔芙投河自尽，普拉斯煤气自尽，邓肯风流且死于非命，奥斯丁终生未嫁，嘉宝隐居又是同性恋……总之，一个个都很传奇，而且下场很惨。究竟未知是才华带来了噩运，还是噩运使才华得以名世？也许才华之于女性，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一个魔咒吧？也许中国古话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竟是有些道理的吧？

本来写这篇文章，是为纪念萧红百年诞辰，写到这里突然良心发现：萧红地下有知，当不会愿意被人这样纪念吧？统共就那点事儿、那几个男人，被人唾沫横飞说了几十年，几乎私生活的每一条缝隙都被扒开了，各种假设、可能性……一二三四都作了回答，她整个人已经被穷尽了。谁愿意这样被人嚼舌呢？谁禁得起这样嚼舌呢？若是因为文字的拖累，我想她一定会后悔她所写过的，虽然她所写过的，跟她后来所经历的没一点关系——可是，真的没一点关系吗？

所以我这里不能免俗，终究还是要“扒”一下她的经历。

我曾经作过一个设想，就是，萧红能否活得稍稍像样一点？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原因并不在于那几个男人，而是她身上有一团火，她是自己把自己烧死了。一般说来，萧红的生命力是很旺盛的，远胜于张爱玲，她若不是早逝，恐怕会一场接着一场恋爱谈下去的，每一场恋爱都很失望，消停一阵，欢天喜地又谈下一场去了；这并不是她不长记性，归根结底还是身体能量的问题，虽然她的体质又是很差的。

差不多她是靠直觉和本能行事的人，而不是靠头脑和理智。

她是十几岁的时候，家里给定的娃娃亲，后来祖父一死，父亲逼她成亲；逃，当然是要逃的，她是五四背景下的新女性，逃婚、叛逆、追求个性，几乎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主流。先逃到北京，后来钱不凑手，又回去了；再逃，这一次未婚夫追出来了，萧红与他来到哈尔滨，竟然同居了。为什么要同居呢？不是白逃了吗？

未婚夫的兄长气不过，也许是面子上挂不住，一怒之下解除了他们的婚约，萧红的反应如何呢？她把夫家的哥哥告了！这一年，萧红差不多二十岁。

我后来总在想，我二十岁时在干吗？会去告状吗？应该不会吧，一般女性都不会吧？差不多就是囫囵几下，不了了之。是软弱？是胆小？是舍不得把自己砸进去！说到底，可能还是少一点力，萧红身上是有力量的，有一股狠劲儿，冷不防就会冒出来，一俟意识到，她自己也吓着了。

八百多年前，李清照做过同样的一件事，她把张汝洲给告进牢里去，——才新婚三个月；代价是她自己也坐了牢。我没有证据地猜想，李清照在做这些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镇静的，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每走一步都很清楚；她既然能不管不顾地下嫁张汝洲，那么在被骗得人财两空的情况下，她也会叫他把牢底坐穿。

我在想，较之萧红，李清照是个更有力的女性，所以一样是折腾，萧红把命赔进去了，才三十一岁。而李清照活了七十多岁，经历了梦幻一般的人生，先是童话里才有的前半生，书香府第，温柔富贵，神仙眷侣，东京城里去看元宵灯节；后是战争，离乱，夫亡，整个北宋王朝的覆灭，两个皇帝都成了俘虏……可是这些都不说了，不说了，往后退，往后退，慢慢竟退成她泣血的后半生的一个背景！她这样一个女子，站在偌大的舞台前，时代的帷幕已经拉开，眼见得风雨飘摇，残垣断壁……可是她竟然站定了，攒了一身力气，又是砰砰一阵作响，——她把自己捣鼓进牢里去了！同时，她还不忘创作，一时间词风大变，悲怆，雄浑，辽阔……这是个真的天才！

回头说萧红。萧红的未婚夫叫汪恩甲，世人多指责他的负心和不担责任，我想实际情形也许并不是这样。汪只是个普通的青年，小县城里的富家子弟，大约也知书达理，类似于苏青丈夫一样的人物，他们的麻烦就在于，他们都碰上了文学女人，一个要离婚，一个要逃婚；汪虽软弱，却也仁厚，萧红再次逃婚的时候，他追出来接济；同居期间，萧红告了他的哥哥，汪会站在哪一边呢？我想恁是谁都会选择哥哥。及至萧红怀孕，他逃走了，他纵有万般不是，前提是，两人的感情坏了。

好了，现在萧军出现了，他就如天神一般，在松花江决堤的那个夏天，满城的汪洋啊，萧红被困于东兴顺旅馆，饿，挺着大肚皮，交不起旅馆费，老板急吼吼想把她卖去当妓女……这时萧军现身了，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地点，扮演了他最喜欢、也最合适的角色——英雄救美；可是萧军也没钱，因此，他像变戏法似的，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叶小舟，搁于她的窗前，再系一根绳子把她从窗口吊下来……这一幕，简直像电影里的桥段。

萧红的一生，实际上比她的文字要丰富多彩，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戏剧性，跟假的似的；也许那是乱世，人生人性的广阔翻飞，都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能设想的。

萧红漂泊的一生就这样开始了，她再没想到，她这一漂就是十年，好像漂成了习惯，再也不能停止，一直到她的死。可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定，她这十年一味总是凄风苦雨，恰恰相反，她这十年，生命真正在放光彩。

首先是，她的生命能量得以释放了。萧红的性格，是一定要在奔走中才能焕发活力的，把她局限在一个地方，她会很快枯萎的；她没有在一个地方枯萎，却因为一路奔波、心力交瘁而死；总之，这个姑娘，是怎么也弄不好了。

起先，她跟在萧军身后，我能想像她那双单眼皮的不大的眼睛，鼓鼓的小圆脸，一路走着，跳着，看着，指点着，叽叽喳喳像个小麻雀似的。这是两萧的好时光，以至他们到了青岛，穷得去变卖家俱的时候，我仍认为这是他们的好时光。其中主要一个原因是，他们适时扮演了对方需要的角色，萧军自不必说，此时的萧红，她是一个小鸟依人的小女子。——她性格里是有这一面的，虽然不全是。

此时，两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了，在青岛，写《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萧红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她很容易就受了别人的影响，却又能把自己的天性保持得很完好。倘若萧军是个画画的，那么中国美术界很有可能多出一个优秀的女画家，我猜想；倘若萧军是学音乐的，那么萧红呢，极有可能把个什么乐器摆弄得像模像样。

现在，萧军是个青年作家，比较左倾，身边的朋友也多是些进步青年……于是萧红便写了《生死场》，——可能是一群人聊出来的主题，跟萧红说：“这个合适你，你来写吧。”于是萧红琢磨一下，便开始写了。

这并不是她擅长的题材，这时候，她也没找到自己的题材，不过东一榔头西一棒的，什么都试着写写。写的时候，脑子里可能还想着时代、战争、革命什么的，这样一些大词汇，一时弄得她很茫然……可是她一旦想到自己的小城、小街、街坊邻居，她就又活了。

写得不错，因为鲁迅的推介一炮打响，大概是成名了。然而我以为，《生死场》并不能算作萧红的代表作，只是她在通向代表作的路途中必经的一座桥。

这样一来，两萧又启程了，去上海正式拜见鲁迅，这是1934的冬天，萧红二十三岁了。——此时，十四岁的张爱玲正就读于上海圣玛丽亚女校，是个文艺少女，以天才自视，可是面上很谦逊的，她不怎么爱讲话。她读一切文艺的、通俗的小说，给校刊投稿，后来也尝试写了像《牛》这样质朴的农村小说，以及像《霸王别姬》这样绮丽的历史小说。只是在继母治下生活，永远穿一年酱牛肉色的长袍，她是很不开心的。

在上海，萧红焕发了更大的活力，遗憾的是，和萧军的关系变冷了，很多人都认为是和鲁迅有关，我也这么认为，——几乎一定是的！未必真的发生什么；也许是什么都发生了，“只是在心里”。很多年前，我忘了从哪儿看到的一段，或许就是我的臆想：有一天深夜，两萧和几个朋友走在上海的马路上，萧红一高兴，提议说：“我们赛跑吧，”于是便开始跑…… 我至今都能听见她的半高跟皮鞋在柏油路上发出的“啪嗒啪嗒”的清脆的声音，她的笑声，她也许还会尖叫一声；她个子蛮高的，她在路灯光底下渐长、或渐短的影子。

萧红临死前的样子，我想像着，并不觉得太难受；可是一旦想起她在上海的某个深夜，在马路上，她撒腿奔跑，我便觉得心里堵得慌……萧红的天性，实在是很开朗的，很容易就快乐的，她是那种“给一点阳光就灿烂”的人，然而就这一点点阳光，上天对她也是吝啬的。

有一次她去鲁迅家里，一进门，什么话也不说，就咯咯笑了。鲁迅问：“为什么笑呢？”

她说：“天晴了，太阳出来了。”

很好。非常非常地好。我想萧红最可贵的一点是，她至死都保持了她少女的天性，她的淳朴和自然，她投向万物时如初生儿一般新鲜而好奇的那一瞥……她是永远的闺女，不管环境多么严酷，不管她是多老的一个老太太，有一天走在街头，若是看见了什么新鲜物件，她都会忍不住凑上前去，说一声：“咦？”

她这一点，和张爱玲是截然不同的，我难以想像她们会成为好朋友——真实的情况是，她们绝无可能认识，萧红写作的时候，张爱玲还是个中学生；张爱玲写作的时候，萧红已经死了。

两萧在上海呆了不到两年，这也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对于两萧来说，鲁迅差不多是半人半神式的、父亲一样的存在，所不同的是，萧红还是个年轻女人，偏偏又容易动情……起先，他们住在法租界，离鲁迅家很远，为了方便见面，他们就把房子换到鲁迅家附近了。

鲁迅家里，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客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这些年轻人来到鲁迅的书房里，不拘站着，坐着，喝茶，抽烟……他们是什么都聊的，时局，人生，文艺，苦恼。鲁迅听着，附合着，或是给予他们一点意见。倘若他们说了什么笑话，鲁迅便笑了，放声的，明朗的，笑得烟卷都快拿不住了。

初始，萧红见到这一幕，以她那孩子似的好奇心，她一定会惊喜地在心里嘀咕一句：“咦，这个人也会笑呢！”或者是：“咦，这个人也会打喷嚏呢！”她大概是觉得很亲切了。

两萧常结伴来看鲁迅，每天都来……后来，就是萧红一个人来了。

萧红来到鲁迅的书房里，鲁迅也只是平常地问一句：“来啦？”

萧红说：“来啦！”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萧红便和许先生一起做饭，包饺子，包韭菜合子……两个女人一起闲话，许广平告诉她她从前的往事，她在女师大念书，怎么做家庭教师……两个女人之间，大概是什么都知道了，但什么都不能说。

萧军开始打萧红。自然了，他是从青岛一路打过来的，越打越顺手，一直打到他们分手。萧军打她总有太多的理由，一说他在外面有了女人，可是他又不跟萧红分手，大概他以为，他对她负有救世主一般的责任，这责任是从哈尔滨的一条船上开始的，从此这责任就深种在他们心里，一直到萧红将死，她还在念叨她的业已娶妻荫子的萧三郎。

然而萧军在上海的打她，也许另添了一个理由，但这这个理由他是不会说的，也许他压根心里就不愿意承认。我想像这一幕，真是难受得很，后来鲁迅逝世，萧军参与了丧事的全过程，行弟子礼，他是走在第一个的。

情况就是这样吧，每天萧红都要去鲁迅家，常常一呆就是一天；萧军知道她去哪儿，又不方便总问的，或者就是问了，也未必问出什么来。他已经左右不了她了。这时候，也不知他看出来没有，萧红身上的那股子力量，和他的力量完全不同的，很韧的，很有劲道。她不复是从前那个柔弱的、顺从的小女人了。

萧红来到鲁迅家里，也不过是说点家常。鲁迅不在，她就和许广平说；许广平不在，——然而许广平很少有不在的，她是家庭主妇；她就和他们夫妇一块说。或有就是，她陪着海婴公子玩一玩，海婴最喜欢她了，因为她有小辫子，他最喜欢抓她的小辫子了。

她心情好的时候，比如穿了一件新的红上衣，一家人都没注意到，她忍不住了，咚咚咚跑上二楼，问鲁迅：“我这衣裳好不好看？”

鲁迅就会放下工作，打量她一眼，老实地作出评价：“不大好看。”

隔了一会儿，他又告诉她不好看的理由，比如红的不能配紫的，也不能配咖啡色的；绿的也不能配紫的；又说到她的靴子……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两人独处的唯一的场景，然而也只是说说衣服，鞋子，搭配。——是啊，还能说什么呢？什么都在里头了。

说了一会，萧红看时间差不多了，大概又咚咚咚地跑下楼去，第一，她不能耽搁先生的工作，第二，她得顾忌许广平的感受，——如果这个家她还想每天出入的话。

站在萧红的角度，以她那自由奔放的天性，这段时间她是很压抑的。

又有一次，她要出门赴约，许广平替她打扮，找来各种颜色的绸条装饰她的头发，其中一根红绸条，扮得萧红似乎不是很好看，鲁迅生气了，大声地对许广平说：“不要那样装她……”这一幕真是意味深长，在那不知是春天还是冬天的房间里，三个人，静静地站了一两秒，有什么东西似乎昭然若揭了，许广平很窘，萧红安静下来了，鲁迅呢，他把眼皮子往下一放……然而也就这一两秒，这艰难、隐涩、沉重的一两秒过去就好了。过去了，又是什么都没发生了。

后来，萧红便离开了，她去了日本，这是1936年夏天的事。她为什么要离开呢？据说是“养病”，又有说是“精神上的苦闷”，她走的时候，鲁迅正在生病，——已经断断续续病了大半年了；她走了三个月以后，鲁迅就去世了。

这三个月中间，她跟鲁迅没有任何联系；萧军也觉得蹊跷，很多年后，他跟牛汉说，“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他似乎是欲言又止的。

这之前发生什么了吗？

然而这些不说了，再不会有人知道了。

上海的这两年，是萧红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两年，——如果不能说是最幸福、或是最快乐的两年。首先，她没那么穷了，至少有饭吃，偶尔还能穿上新衣服；第二，稍稍安定了些，虽然是短暂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她结识了鲁迅，每天朝夕相处，成了她精神上、感情上的最大的慰籍，也成了她忍受萧军的铁拳头的最大的慰籍，成了她生活中类似于支柱的东西，成了习惯！

这两年对于鲁迅来说呢，也是一种慰籍吧？我想像他那位于大陆新村九号的二楼的书房里，虽然也能照进阳光，不知为何总有一种阴天的感觉，隐隐的有点冷；一家三口并两个老妈子，三层楼，一个院子……填不下，填不下，太冷清了。所以他是很喜欢年轻人来家里的，来他的书房里，欢天喜地，海阔天空。

内中就有这样一个姑娘，开朗，天真，聪慧；起先她或许有些拘束，话不多，熟了以后竟完全变了个人，咭咭呱呱，爱笑，她是什么话都愿跟他说，——究竟她也说不出什么来，却总能把他从一大堆的书稿、校样、人事、烦恼中暂时解脱出来，使他知道他是活在人间。后来，她就每天都来了，差不多成了一家人。病中他一个人躺在书房里，眼看虚空，大约也意识到这是他的暮年，他是孤独的，他这样一个瘦弱的老人（他那时其实并不算太老）……身后响起熟悉的脚步声，他回过头去，顿时，满屋子的阳光啊，他打了个招呼：“来啦？”

她说：“来啦！”

鲁迅死了两个月以后，萧红回到了上海，先去万国公墓祭拜；这是1937年1月，半年以后，中日战争爆发。

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两萧都曾做过努力，从上海到武汉，到山西，到西安……然而终不行了，他们是在西安正式分手的。这时，萧红已有孕在身。

在西安，萧红和丁玲曾有过一夜长谈，谈了什么未可知；我在想另一个问题，她为什么没有去延安——就像丁玲那样；而且，她的朋友圈都是这一类型的，有信仰，有追求；萧军也是从延安过来跟她汇合的……唯一的解释是，她和张爱玲一样，对政治既无兴趣，也不通。

而且这时，她和端木已互通情款了，我猜想。他们刚认识半年，这半年来，端木一直陪伴身边，——当然不只他们两个，还有萧军，还有一群人，俗称“东北作家群”的，他们是从武汉一路辗转来到西安的。

在西安稍作停留，萧红就又回到了武汉，不久，她怀揣萧军的孩子，和端木举行了婚礼，这已是1938年5月了。据载，萧红对这次结婚是很平静的，在婚礼上，主持人让她发表感想，她说，她没有别的希求，只想过安定的生活。——然而对萧红来说，安定是何其艰难的一件事，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先不说那个乱世，兵慌马乱的，一颗炸弹没准就家破人亡了；单说她的性格，即便在和平年代，她也是难能有一颗安定的心的。

她是走在路上想家的、一俟回家又想上路的那种人，一句话，她是“生活在别处”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安定、幸福都是一些抽象的词汇，是他们赴汤蹈水、飞蛾扑火、怎么求都求不来的词汇，慢慢的，它就变成了哲学的词汇。

两萧的分手，朋友圈里多有替他们惋惜的，然而对于萧红来说，我想这也是她性格的一个必然。她在生活上总有点稀里糊涂的，随意性很大，或有偶尔列个计划什么的，一二三四贴在墙上，执行不了几天就忘了的；就像一盆水泼出去，任由它自己流，她不过是遇上谁就是谁，遇上萧军是萧军，遇上端木是端木了。——后来她又遇上了骆宾基，生命的最后一截，就是这个年轻人陪她度过的。

人家对她一点点好，她就记着了，早已泯灭的对于生活的希望又起来了；这一点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是先预设了人生是一场悲剧，她按着这预设往下走，不作一点反抗，很冷酷地看着自己往下掉；她对人性也不作奢望，也正因此，反能有喜悦和慈悲，有惊喜。她对于爱也是这样，她是可以去爱人的，而不单单是被爱。胡兰成避难的时候，她去乡下看他，忍痛替他的女朋友画像；私下里，两人还交流对这姑娘的看法，议论一下她的美。她回到上海，不拘自己是卖文为生，省吃俭用攒钱汇他，因为她体会他的难处，知道他更需要钱。她做完了她该做的，心里平安了，就去了结这件事，写信告诉他不再联系了，这以后就真不联系了。这以后，她就彻底地放下了这个人，其实是放下了所有的人，——连赖雅都不算的。

某种意义上，张爱玲是比萧红更有力的人，咎在生命力不活跃；她对于这世界几乎是采取主动的态度，——虽然是以被动的方式：避世，旁观，悲观，独处……然而这也是她主动选择的结果。她是可以做到“文责自负”，敢承担，不推诿，不依傍任何人。我想这是因为她天性聪慧——少有人达到的聪慧——把人生的来龙去脉过早地看清楚了。

萧红却正相反，对于人世，我想她从来就没看清过，她就像一个小火炉，一个鱼跃飞身扑进这滚滚红尘，然而她这小火炉终究是不能烫伤任何人，她只是自顾自地烧着，伤了她自己。甚至对于爱，她也从来就没搞清爽过，虽然她一直在“爱”里头，她是太需要爱、也敢爱，却不知道怎么去爱的人。人家对她好，她心里有感应，于是就生活在一起了。可是她对人终究是有要求的，萧军太霸道，她吃不消，端木太绵软，她照样也吃不消；恁是换了谁跟她一起生活，慢慢的她心里总是有苦楚，有委屈……对于男人来说，她其实是很难侍候的。

世人对端木多有指责，——自然了，两次生死关头他都丢下萧红，一个人独自逃命去了。一次是武汉大轰炸，萧红一个人腆着大肚子，混迹于逃难的人群里，从武汉到汉口，到重庆，到江津……惨是很惨的。另一次是在香港，她快要死了，身边是日本人的炸弹、飞机轰鸣、满城人都在逃难……她亲爱的丈夫又不知哪儿去了。

然而我想情形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后来白朗等人也证实了这一点），端木就性情而言，是更能懂得女性，与她们的内心发生共鸣的，他对于萧红的懂得和体谅，自始至终都没有一点改变。他是萧红在世的时候，少数几个看出她才华的人之一，——另一个据听说是胡风。这一点对萧红来说太重要了，我猜她在写作上可能没那么自信，尤其跟萧军一起的时候。

他执意要给萧红一个名份，因而不顾全家人的反对，以未婚少爷的身份娶了一个经历复杂的大肚子女人，并且坚持举行仪式……究其然，是他知道萧红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这是他对她的怜惜，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施舍，而是他把她当作自己人，一个同样有才华的自己人。后来萧红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那是萧红不识人。

萧红死了以后，他做到了二十年不娶，每年清明都去她的坟头祭奠；后来有了妻子，便跟妻子一块祭奠；香港去不得了，他来广州祭奠，以期离她的墓地更近一点；后来广州也来不得了，他便托朋友代为祭奠……端木这样的人，其实是很稀罕的，即便那个时代都难有；更稀罕的是，对世人对他的非议和误解，他能不着一词，至死都不作解释，我以为这点是很了不起的。

有一个说法不知是否可信，萧红写《呼兰河传》是受了端木的启发，从时间上看，确实是《科尔沁旗草原》在先的。也许端木常跟萧红聊起，关于这篇小说的构思、风格，关于他的家乡，他的童年，他对这一切的思念……无论如何，萧红又开始写了，这已是1940年了。

1940年1月，劫后余生的端木夫妇来到了香港，——此时，张爱玲已在香港呆了两年，是港大英文系一名品学兼优的二年级生，照样很沉默的，对这世界采取一种局外人的冷眼旁现的态度；这是中国两位天才文学女性的第二次交接：在同一个时间段，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

萧红在香港住了将近两年，身心得以稍稍喘息；这两年里，她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呼兰河传》。可以说，没有《呼兰河传》，萧红将不成为萧红；有了《呼兰河传》，呼兰这个不起眼的北方小镇，就成了中国文学版图上最闪亮的地方之一。

也可以说，萧红从十九岁离家出走，漂泊十年，逛遍大半个中国，中间历经饥寒、战争、逃难、逃婚、生育、和男人的伤心事，身体的衰败、内心的动荡……为的就是写这样一部小说，写这一部安稳的、平静的、温暖的、跟她的传奇经历绝无关系、事实上又有绝大关系的小说。

我的意思是，萧红若没有离开故乡——故乡本来就是用来离开的——她就不会去写《呼兰河传》；她若没有后来的坎坷和不幸，《呼兰河传》就不会写得这样有感情，虽然她并不愿为了写得有感情而去经历那些坎坷和不幸。

总而言之，1940年赴港后的萧红，借得短暂安宁——日本人还未打进来——她开始了《呼兰河传》的创作。我能够想像，写这部作品时，她一定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在她抬眼看向窗外的时候，不知她是否意识到，她是来到几千里外的香港，才想起自己也有故乡；身患重病（她得了肺结核，也许常担心自己就要死了），才跟童年有了亲近；回望自己这一生，她所受到的伤害，才知道祖父是这世上唯一对她好的人……她这个时候，整个就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童年，——某种意义上，她终生都活在童年里，从来就不曾离开过。

我揣摩萧红的写作速度，应该是相当快的，她差不多是一气呵成式的写作，真正做到了“我手写我心”，就是心中有的，她就写出来，心中没有，她就不写了。她的语言虽好，却很少讲究，一看便知是喷薄而出的，——喷薄而出的作品，大多气血充足，气脉贯通，语言上却粗鄙简陋，不忍卒读。萧红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她的文字，细观没一字是出彩的，她不肯在字句上做任何的推敲停留，但几段读下来，那个意思便有了，她想表达的便呼之欲出了，甚至超过了她能表达的……这个人对语言的运用是天生的，她的文字是有魔力的。

她写文章就像说话，很口语化的，非常自由，有她自己的调门，颠来倒去，咭咭呱呱，却是怎么说都成文章；她大概有些古典文学的素养，但未必太多，而且看不出师承，却创造了今天“口语化”写作的先例，——不知可否这样说？

而张爱玲正好相反，她自己也承认，她写文章慢而吃力；她熟读诗书，有深厚的中外文学的基底，她是在做足了童子功的情况下开始写作的，有太多的约束，一落笔就想到了前人的影子，然而她却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因为讲究，就整体的作品而论，她的成品率大于萧红，少数篇目甚至是字字珠玑，有些字词的应用简直是神来之笔；她也是自由的，只是在百般约束之下获得了自由；她的写作有点像跳芭蕾，捆着，绑着，脚尖踮起来，一圈，二圈，十圈，二十圈……就这么一直跳下去，达到了她这一行的极限。她和萧红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跳芭蕾的，一个跳自由舞的。

很多年前，我对她们作过比较，我曾经以为，萧红的文字是可能的，张爱玲的文字是不可能的；即，张更具有天才性。然而我现在推翻了这说法，这两人的文字都是不可能的，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写作者穷一生之力也难以企及的，因为她们不是在用力，她们是在耗自己的气血和生命！

1941年10月，萧红入住玛丽医院，确诊是肺结核，一个月以后，因经济拮据返家养病。

1942年1月，香港沦陷。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香港。临死前，在纸上写了一句话：“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与别人写了。”

这个别人她是看不见了：她死后不久，张爱玲即返回上海——萧红生活了两年的、发表成名作的地方；一年以后的1943年春天，张爱玲正式登上文坛，发表了以香港——萧红写出了代表作的葬身之地——为背景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从此光芒耀眼。

巧合乎？天意乎？中国文学的这一对双璧，这两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