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海棠，本名韦灵，1979年生，安徽临泉县人。曾在《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山花》         《作品》《江南》《西湖》等刊发表小说。

这样的三代人走出乡村，因为时代不同，所经历的也很不相同，这就使我们各自生成了别有意味的宿命感。这个宿命感共同的词条我认为是“失去”。若具体说这个“失去”，我想，用小说的语言可以这么来说：年轻的父母失去了青春，留守儿童失去了父母之爱，土地失去耕种，丰收失去季节，离开的人失去了立足之地以及生命之源。所以，我以为把《橙红银白》解读成“失去”的故事是对的。

如果说三叔一代和我这一代尚有回归乡村之门，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我们至少还有乡村生活记忆，这种记忆足以支撑我们在城市颓败之后重拾乡村经验。但90后这一代是没有乡村经验的，他们从小或者跟随父母寄居打工的城市，或者寄居在家乡县城的学校，他们失去了春耕秋收、年年岁岁与自然与乡土相处的经验，他们更无根，心无所住。所以这群人在不被城市接纳之后，他们显得慌乱而恐惧，直至不择方法地要趟一趟生命的这趟浑水。这感情有些壮烈，反正是无路可走，便以血肉之身厮杀一回，或者便有了道路……

今天推荐《小说月报》2016年第10期选载的小说《橙红银白》，邀请作者旧海棠“现声”谈小说背后的思考，并分享吴玫、王春林、陈培浩等人的点评。更多作家原音与有声读物，请关注微信号：百花文艺

2016年第4期《收获》杂志上有旧海棠的新作。阅读旧海棠，不是第一次，初读也是通过《收获》杂志读到《遇见穆先生》。这是一篇怪异得让我一时难以判断其究竟是小说还是散文的短篇，读完几天后放不下，直到将感想写成一篇题为《遇见穆先生等于遇见了什么》的文章，才能将其放到记忆深处。

这一篇，“橙红银白”，多宋词呀，缤纷的色彩掩映着冷艳的气息，与《遇见穆先生》合拍得犹如上阕和下阕的关系。读着，却让我大感意外，原来，婉约的篇名领衔的竟然是一个乡村人失去的故事。

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土地已经不能让一家三口过上像样的生活，特别是不能让女儿回回上一所好学校，三叔和三婶只好南下深圳打工。在与家乡迥异的深圳的灯红酒绿中，三婶迷失过，几乎跟人私奔了，却因为那个人事到临头的放弃不得不回到三叔身边。对一个乡村男人来说，有什么比被戴上一顶绿帽子更让他难堪进而产生活不下去的念头的事？但是，不愿意失去的三叔，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连老婆跟人通奸的丑事也忍了，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欢迎三婶回家，并为了回回能上一所好一点的中学放心地让三婶在小镇陪读。

三叔如果能够预见相比土地和老婆，更重要的失去正在世界的犄角旮旯狡猾地恶狠狠地等待他，他还会表现得出一个乡村男人品性的温文尔雅吗？三叔怎么能被写得这么温文尔雅？他是一个农民、农民工、被生活压榨得一无所有——不，比一无所有更没有，还有一个不良于行的妻子需要他照顾，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温文尔雅呢？但是，旧海棠从三叔与小学生回回的一段对话写起，一块砖一根梁地将三叔塑造成什么时候都给家人遮风挡雨的避风港，那种温厚在读者感悟下就是三叔虽为农人却有着与生俱来的温文尔雅，惟其如此，旧海棠竟然让他失去精打细算养育大的女儿回回，是多么残忍的安排！

分寸，旧海棠怎么能把握得这么严丝合缝？作者知道，让三叔失去回回的铺排已经水到渠成且已经到了《橙红银白》这出悲剧最张力的顶端，如若再写失去后的三叔撕心裂肺、痛哭流涕，会不会让小说未结尾就已经开始下坡？她太懂得书写中节制的能量了，所以，从离家去读大学那一天起，旧海棠就是不让回回与家人特别是三叔重逢，三叔唯一一次与女儿隔空对话，就是一条回回发给他的一条短信：“爸爸，长话短说，给我这个手机充200块钱，不用慌张也不用报警，我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你记住一点，无论什么人跟你要钱都不要给。”唯一一次三叔感觉到女儿近在咫尺，是在寻找女儿路上的一座火车站里看见的两个像是小姐的女孩一人涂着橙红色的指甲油，另一个指甲油的颜色则是银白色的。

被我误读成很宋词的篇名“橙红银白”，原来出自两位疑是小姐的女孩的指甲油颜色。三叔的一次偶然的擦肩而过，居然成了这篇小说的“纲”，这样的构思意在如何？意在一种暗示，暗示离开家乡的回回无处谋生的无奈选择，而让回回被判入监七年——旧海棠到底不相信此地读者有与作者心意相通的能力。

就算这样，我也要说，这篇小说发《收获》头条实至名归。第一次遇到能将一个乡村人失去的故事写得这么有文艺气息的作者，让我在她添加给《橙红银白》的个人魅力中读到了嘈杂中的荒芜最寂寞的况味。

——吴玫点评《橙红银白》：嘈杂中的荒芜最寂寞

旧海棠对于父子冲突的书写与表现，与此前的巴金、曹禺以及陈忠实们形成了明显的区别。不管是巴金、曹禺们站在“子一代”立场，还是陈忠实站在“父一代”立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面对着父子冲突时的选边站，也即他们价值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冲突的某一方。与前辈作家的选边站形成明显区别的是，旧海棠在《橙红银白》中并没有明确地选边站，既没有站在“父一代”的立场上指责“子一代”，也没有站在“子一代”的立场上去批判“父一代”。又或者，面对着矛盾冲突双方的尖锐对立，旧海棠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给出的是同时兼顾双方的一种“理解之同情”，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悲悯情怀。回回与三叔三婶之间的冲突，毫无疑问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这种悲剧的生成，显然更多地与回回的“忤逆”紧密相关。可怜天下父母心，三叔三婶节衣缩食费尽千辛万苦地抚养并供给女儿读书，没承想，到头来回报他们的反而是回回的不理解，是她那很难被社会所理解接受的“忤逆”行为。

然而，关键问题还在于回回的“忤逆”行为又是谁造成的？究竟是谁才应该为回回那极端变态的“忤逆”行为负责？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忽略叙述者的这样一段叙事话语：“这个家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是有原因的，当初他只顾着打工挣钱让回回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以为这便是他全部的责任，但现在想想不是这样的。若不是把回回从小放在老家给老人带，给大伯大娘带，后来又辗转到姥姥家又再回到大王庄，回回不会是后来暴烈的性格。她小时候那么懂事，像个小大人，其实并不正常。小孩子不懂事才正常，至少不能那么懂事。他一直以为回回后来的变化跟她妈妈有绝大的关系。其实，妈妈、高考都只是导火索……”

三叔的以上思考其实更多的是属于作家旧海棠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回回性格与行为的暴烈与“忤逆”，究其根本，与三叔三婶的外出打工有关。如果回回在一个正常的家庭环境中顺利成长，她的性格与行为断不会如此暴烈，如此不合常情常理地“忤逆”。三叔三婶为什么不在家里好生待着，而非得要外出打工呢？当然是因为生存所迫的缘故。

可见，身为父母的三叔三婶，实际上并不应该为回回的心灵畸变承担全部的责任。是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必须面对的现实使然，如同三叔三婶他们这样的青壮年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谋生。一旦外出打工，就会有大量的留守儿童形成。从这个角度来看，回回，就毫无疑问是一个心灵被严重扭曲了的畸形的留守儿童形象。

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忽略的问题是，一篇借助于父子冲突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的中篇小说，为什么要被旧海棠命名为“橙红银白”呢？

这就不能不说到以三叔寻女为主体故事情节的小说后半段了。首先，“橙红银白”的命名，与三叔寻女过程中的一个场景紧密相关。一个偶然的机会，三叔得到了泉州发现一具大学生模样的女尸的消息，马上买票远赴泉州。就在这一趟动车上，他遇到了两个时尚女孩：“女孩的指甲很长，都涂着指甲油，一个女孩涂成橙红色的，一个女孩涂成银白色的。因为银白色的关系吧，看上去那双手有些冰冷。”由这两个萍水相逢的女孩，三叔联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回回。如果小说的命名果真来源于此的话，另一个问题也就随之而浮出了水面，那就是在一篇关注表现父子冲突的小说中，作家旧海棠为什么要以一半的篇幅来描写展示三叔的寻女过程呢？

实际上，借助于三叔寻女过程的描写，旧海棠所充分展开的其实是包括三叔自己在内的各种打工者艰难生存境况的细致书写。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与回回差不多同龄的这一茬女性。在我看来，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橙红银白”，就在于旧海棠要借此充分描写展示“子一代”的可能性悲剧命运。这样一来，小说的思想主旨也就得到了大大的拓展，由一篇通过父子冲突而关注留守儿童不幸命运的小说，而进一步拓展成为同时展示表现“父一代”与“子一代”打工命运的批判小说。

——王春林点评《橙红银白》：借父子冲突关注留守儿童问题

初看起来，《橙红银白》的叙事是平铺直叙的，它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三叔的故事。可是它并非全知全能的叙事。千万不要忘记内置于小说中一个从不说话的“沉默”——回回。回字两个口，可是小说中回回却从不开口，她的故事只有在各种转述中获得一鳞半爪；回的意义是归来，可是小说中回回却只有离去，从不归来。这暗示着一代底层青年对于故乡的态度：迫切离开，永不回头。

故乡在他们身后沦陷了，他们没有乡愁，因为他们更迫切的焦虑是如何融入花花大世界。邓一光《我们所谓的故乡》中的主人公“我”写道：“父亲死了，姆妈也要死了，那栋早已破旧的木头房子很快就会被野草和爬虫类动物占领，很快就没有人再会找到它，要是这样，我就真的回不去了，回去也没有意思了，那个和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那个我们叫作家乡的地方，就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显然，回回对离弃故乡的态度更决绝一些。不过我们一定要记得，回回的故事，包括她的内心态度都是隐藏起来的，只能猜测无法直观。读者和三叔一样无从得知回回在高中厌学的关口发生了什么？回回的大学生活发生了什么？回回的职业生活又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把她送进狱中？是什么使她毅然决然地弃绝故乡、家庭、亲人而成为一个原子人？沉默的回回自然是作者的刻意为之，沉默赋予了文本一个呼之欲出却又有种种可能的张力。沉默的回回于是也成了一个现时代的象征：无数个体的卑微经验，始终处于社会压抑和自我压抑的沉默之中。

还有必要注意到小说为什么是通过“我”来讲述？“我”作为小说中的人物为限制叙事提供条件，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小说中“我”、大鹏和回回是来自同一家族的堂兄妹。他们的父母性格各异，他们的出路也各不相同。没上大学的“我”和大鹏反而在外面世界的底层找到了位置，成了三叔眼中有本事的人。反而是回回这个大学生走得并不安稳。这里暗示着三叔的悲剧：作为一个底层人，他越聪明，越隐忍，越怀着梦想惨淡经营，最终便会惨败得越彻底。小说的最后，沉默张开巨口也吞噬了三叔，“我”和大鹏不敢追问三叔回回进去的原因。

只有《荷马史诗》才是没有阴影的作品，而现代的作品，则布满了种种心灵褶皱和精神阴影，乐观如三叔，内心已经盘踞了一只沉默的巨兽。

我们似乎很难把《遇见穆先生》那个飘逸仙气的旧海棠跟三叔寻女的底层惨败的故事联系起来，不过如果考虑到旧海棠的成长经历，考虑到她很早就在粗粝生活中爬摸滚打的话，就会发现她的写作恰恰是在回应内心某段独特的经验。没有这样的经验，便不会有这样的小说。

一般而言，我们不妨将《橙红银白》视为底层小说。底层叙事最大的纠结在于写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的永恒冲突：真正的底层是无言的，斯皮瓦克问“属下能够说话吗？”她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底层的发声便都是代言。如何打破底层代言的“隔”？或许只能靠机缘，靠那些从底层走出来的写作者，只有他们身上那些跟底层肉搏的血肉模糊的经验，足以建立起令人动容的底层书写。可是，我隐隐觉得《橙红银白》有别于主流的底层叙事。自然，它用细腻绵密的写实功夫，通过三叔一家的失败勾连起当代中国一个阶层的失败。就此而言，它兼有社会批判性和历史透视性。

小说围绕三叔这个人物原点建立了一个坐标系：在历史的纵坐标中，我们看到近百年农村的变迁和破败：小说在“我”爷爷过世时交代他年轻时读过书，跟祖上学做生意，后来祖上家业冲了公，爷爷成了粮行的杂工。这里云淡风轻地暗示了爷爷年轻时代历史的大河拐大弯，爷爷的这段生命史，或许可以从余华的《活着》中找到对应。那么，《橙红银白》事实上讲述的是《活着》中富贵的儿孙们的故事。爷爷惊险地绕过历史的漩涡而得以开枝散叶，却不得不面对着“村庄空了”的当代处境：三叔这一辈的乡村儿女打破了安土重迁的旧制而在不断迁徙中跟剧变中国迎面相逢。

如果说三叔一代的底层人还葆有通过教育实现家庭的阶层流动梦想，并跟自己的故乡保持密切互动的话，回回这一代显然在更加激烈的阶层竞争中彻底梦碎。他们进不能融汇于城市的主流秩序，退不愿回到惨败破落的空村，仿佛历史的弃儿流浪于高铁所串联的不断提速的现代世界。一个中篇，曲笔深心地内置了中国乡村历史命运的变迁，这并不容易。小说第6节，爷爷的葬礼使空了的乡村再次热闹起来，可是回回并没有回来。某种意义上说，爷爷的葬礼甚至是乡村最后的葬礼。谁能保证三叔一代一定有机会获得一次这样的乡村葬礼呢？这场葬礼其实不无挽歌的意味。

在横向的时代性坐标中，《橙红银白》有意识地将三叔代表的底层置于城市的地标面前并产生鲜明的反差效果。为了寻找回回，三叔辗转于深圳的工地打短工。他所建筑的商务大厦将要建成中国第一高楼，新的城市地标。大厦在完工投入使用之后，由于展示中心临时需要搭建一个平台，三叔又被叫了回去。此时他得以隔着玻璃见识了展示中心的VIP洽谈室以及这座现代大厦不明来历的高级经理（公关小姐）。三叔近距离看到一个高级经理走出玻璃房打电话，她的美丽、衣着和使用的最新苹果手机都让三叔印象深刻，她关了手机向里走的时候所爆的粗口也令三叔想起了寻女路上碰到的“橙红银白”二女孩（女孩的指甲很长，都涂着指甲油，一个女孩涂成橙红色，一个女孩涂成银白色）。多年的寻女无果使三叔鬼迷心窍地相信高铁里的二个潮流女孩跟回回有某种联系，并不断尾随跟踪。真正悲哀的是，“他现在并不知道回回当下是什么样子，他不能确定回回长多高？多胖？头发原来是什么颜色？皮肤是像他还是像三婶？”换言之，回回跟他事实上连容貌记忆上的联系丧失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烫发、染指甲、戴墨镜、背挎包的时尚女孩，这些现代都市随处可见的女孩，她们随口爆出的粗口也惊人一致。装扮使她们跟本来容貌相距甚远，可是她们来自何处？作者暗示着，她们不是回回，可是她们分明都是回回。这些乡村里的麻雀扑腾扑腾地飞向城市，成了玻璃房的金丝雀，当她们爆粗口的时候，她们自如地运用着一种男性的语言；在更宽广的社会体系中，她们也不可避免地陷身于一种异己的语言秩序之中。在这种横向的对照中，我们看到作者一种鲜明的返源意识：她分明要我们知道无数巍峨高楼的出处，要我们知道无数都市丽人的来路。玻璃镜面的现代高楼一旦投入使用，便不再接纳衣衫陈旧的建筑者；而光鲜亮丽的都市金丝雀，也拼命切断自己跟故乡的关联。在这个越来越快的世界中，三叔对回回的等待是有意义的吗？作者没有回答。

——陈培浩点评《橙红银白》：新底层叙事的历史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