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新生代：广东80-90后作家群像(下)

编者按

在刚刚评出的广东有为文学奖中，80、90后青年作家占据大部分席位，可以说这些青年作家已经成为广东文坛的中场发动机。广东青年作家群的影响实际上已经越出本省范围，跨过长江、黄河，走向全国。他们在《收获》《十月》《人民文学》《花城》等大刊频频发表作品，并获得了不少全国性文学大奖。他们不但人数众多，而且知识背景完善、人生经历丰富。大部分青年作家拥有本科学历，王威廉、皮佳佳、林培源三人更是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在许多文学大省后继乏人的情况下，广东文学却逆流而上，在南方乃至全国一枝独秀，盛开繁华，使得广东文学的“粤军”呈现出良好的梯队排列，后劲无限。南方日报文艺评论专栏本周推出80-90后作家群像（下），请读者垂注。

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陈再见小说论

陈再见，男，1982年生于广东陆丰。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选载；出版有长篇小说《六歌》，小说集《一只鸟仔独支脚》《喜欢抹脸的人》；荣获第七届《小说选刊》2015年度新人奖、首届广东省短篇小说奖。

对于今日之乡土中国，陈再见是一个敏感的、自愿自觉的讲述者。他的乡土写作，有独属于他个人的记忆，也有鲜明的特点。他总是把这个时代的经验和现实放在中心位置，同时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力求到位地展现这种经验与现实。像市场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乡土文明和乡土中国的衰败、农村出身的青年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流动问题……80后这一代人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在他的小说中都有所体现。与此同时，不管是写作何种题材的小说，叙述者多数是与陈再见本人的形象重合，如蔡东所言，“陈再见的小说里，时常闪动着一双儿童的眼睛。”

这里不妨以《拜访郑老师》为例。小说主要是以少年阿见的视角来写他的哥哥陈银水这个乡土青年如何获得现代性，成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其细节则颇有意味。比如小说中多次写到哥哥喜欢写日记，崇拜郑老师，郑老师则喜欢看报纸。从石家庄归来后，哥哥则变得有洁癖，“手指甲一定得剪到和肉齐平，不能容一点污垢。吃的就更讲究了，什么不能吃，什么要少吃，他还不敢喝井里的水，说里面有细菌，还有寄生虫。”这种对讲卫生的追求，正如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当陈银水在失意中回到乡村，同样会像高加林一样因为卫生问题而显得格格不入。而“卫生的现代性”，也不妨视为“精神的现代性”的隐喻，暗示着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农村出身的知识青年可能会跟生于斯的故乡形成隔阂。

小说中还暗示，哥哥可能有梦游症，他知道真相后，自己吓得半死，中途便辍学了。也就是说，哥哥的困境是多方面的——可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也可能是生理学意义上的，或者是命运意义上的。这种处理方式，会降低作品在社会批判方面的力度，对人之困境的认知，却显得更为深入、全面。这也增加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作品避免沦为简单化的问题小说。

除了上述这些作品，陈再见的《藏刀人》《大军河》《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陌生》等作品，也可以归为乡土小说一类。这些作品均注重书写时代之变，以及这种变迁所带来的人物心灵的重构，在叙事上则大多采取一种“去美学化”的策略。他关心的是，现在的乡村到底是怎样的、出现了哪些问题、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活得怎么样？作家在面对这些状况又该如何表达。而一旦作家真正找到合适表达这种经验和现实的方式，找到自己的着力点，新的写作美学也会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慢慢成型。因此，“去美学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美学化”的过程。不管是对于陈再见来说，还是对于其他乡土作家来说，要最终形成新的思想观念和美学风格，还需要漫长的努力。

除了关注乡土中国的变化，陈再见也是城市中国的讲述者。他没有写作典型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典型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其叙事空间既是自足的，又是封闭的，其作品总有属于城市本身的独特气息。陈再见的作品却并非如此。在书写城市的同时，总会涉及乡村。在他笔下，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总有脱不开的关系和牵连。

《七脚蜘蛛》主要是写“我”与水塔这两个人物。他们都来自粤东，曾一起到深圳的电子厂打工。水塔一度成为拉长，“我”则是物料员。水塔做人比“我”要活络，有时候甚至会为了钱而不惜偷窃。他们和别的过来人一样，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买房买车，扎下根来，成为深圳这新城市的一员。而对于庞大的打工族来说，这就像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当诸多困难甚至是困境在眼前展开时，的确有不少人，会像“我”一样，选择过半是逃避半是妥协的生活，或者和水塔一样，耗尽心思，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这两条路，都不乏典型。小说的叙述者“我”不再像更早的离乡入城者那样，在城与乡之间有那么多的心理纠葛，但依然是社会变迁途中的中间物，必得承担社会历史所给予他们的命运。因着七脚蜘蛛这一意象，他们的命运有了隐喻般的力量——住不下来、又不能离去的城市，对他们来说，也正是一只七脚蜘蛛。

在具体的写法上，陈再见的小说也有其特点。他很注重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与现实，也有自己的方法，那就是以人物和故事作为中心。他所采取的，其实是小说最为常规的写法。一方面，他非常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其笔下的人物，既有独特的个性，又有时代的共性。小说大多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哪怕是写作短篇，他也会注意故事的完整性。他又非常讲究故事的起承转合，讲究留白，讲究设置悬念，等等，这就使得他笔下的故事颇有吸引力。

陈再见多是写他非常熟悉非常有把握的那一部分经验。随着创作历程的进一步展开，同质化的危险是可以预料的。为了克服这一点，他需要扩展个人的经验和视野，将目光转向更广大的人群，凝视更为多元的人生。如此，他的文学世界，将会有另一番气象。李德南

《橙红银白》：嘈杂中的荒芜最寂寞

旧海棠，女，本名韦灵，1979年生，安徽临泉人。小说发表于《收获》《人民文学》《十月》《上海文学》《山花》《江南》《西湖》等杂志，曾获广东省青年文学奖，第十届“作品”奖，深圳市青年文学奖，作品入选美国Grove/Atlantic出版社《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英译）。广东省文学院第四、第五届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2016年第4期《收获》杂志上有旧海棠的新作。阅读旧海棠，不是第一次，初读也是通过《收获》杂志读到《遇见穆先生》。这是一篇怪异得让我一时难以判断其究竟是小说还是散文的短篇，读完几天后放不下，直到将感想写成一篇题为《遇见穆先生等于遇见了什么》的文章，才能将其放到记忆深处。

这一篇，“橙红银白”，多宋词呀，缤纷的色彩掩映着冷艳的气息，与《遇见穆先生》合拍得犹如上阕和下阕的关系。读着，却让我大感意外，原来，婉约的篇名领衔的竟然是一个乡村人失去的故事。

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土地已经不能让一家三口过上像样的生活，特别是不能让女儿回回上一所好学校，三叔和三婶只好南下深圳打工。在与家乡迥异的深圳的灯红酒绿中，三婶迷失过，几乎跟人私奔了，却因为那个人事到临头的放弃不得不回到三叔身边。对一个乡村男人来说，有什么比被戴上一顶绿帽子更让他难堪进而产生活不下去的念头的事？但是，不愿意失去的三叔，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连老婆跟人通奸的丑事也忍了，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欢迎三婶回家，并为了回回能上一所好一点的中学放心地让三婶在小镇陪读。

三叔如果能够预见相比土地和老婆，更重要的失去正在世界的犄角旮旯狡猾地恶狠狠地等待他，他还会表现得出一个乡村男人品性的温文尔雅吗？三叔怎么能被写得这么温文尔雅？他是一个农民、农民工、被生活压榨得一无所有——不，比一无所有更没有，还有一个不良于行的妻子需要他照顾，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温文尔雅呢？但是，旧海棠从三叔与小学生回回的一段对话写起，一块砖一根梁地将三叔塑造成什么时候都给家人遮风挡雨的避风港，那种温厚在读者感悟下就是三叔虽为农人却有着与生俱来的温文尔雅，惟其如此，旧海棠竟然让他失去精打细算养育大的女儿回回，是多么残忍的安排！

分寸，旧海棠怎么能把握得这么严丝合缝？作者知道，让三叔失去回回的铺排已经水到渠成且已经到了《橙红银白》这出悲剧最张力的顶端，如若再写失去后的三叔撕心裂肺、痛哭流涕，会不会让小说未结尾就已经开始下坡？她太懂得书写中节制的能量了，所以，从离家去读大学那一天起，旧海棠就是不让回回与家人特别是三叔重逢，三叔唯一一次与女儿隔空对话，就是一条回回发给他的一条短信：“爸爸，长话短说，给我这个手机充200块钱，不用慌张也不用报警，我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你记住一点，无论什么人跟你要钱都不要给。”唯一一次三叔感觉到女儿近在咫尺，是在寻找女儿路上的一座火车站里看见的两个像是小姐的女孩一人涂着橙红色的指甲油另一个指甲油的颜色则是银白色的。

被我误读成很宋词的篇名“橙红银白”，原来出自两位疑是小姐的女孩的指甲油颜色。三叔的一次偶然的擦肩而过，居然成了这篇小说的“纲”，这样的构思意在如何？意在一种暗示，暗示离开家乡的回回无处谋生的无奈选择，而让回回被判入监七年——旧海棠到底不相信此地读者有与作者心意相通的能力。

就算这样，我也要说，这篇小说发《收获》头条实至名归。第一次遇到能将一个乡村人失去的故事写得这么有文艺气息的作者，让我在她添加给《橙红银白》的个人魅力中读到了嘈杂中的荒芜最寂寞的况味。 吴玫

创作谈：写作是一种背离，也是一种回归

黎子，1993年狮子座女生，甘肃庆阳人。曾获第五届《人民文学》“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大赛一等奖，广东省有为文学奖“大沥杯”小说奖，广东省作家杯征文大赛二等奖,第五届中国校园“双十佳”诗歌奖等奖项。有作品发表于《厦门文学》《中国诗歌》《山东诗人》《作品》杂志等。游荡在北方与南方之间，喜欢有震撼力的文字。
每当感觉痛的时候，我便进入写作。

常常，会有一种痛，猝不及防地来到我面前，进入我身体。于是，我知道那种感觉又来了，忧郁，焦虑，惶恐，疼痛，不想说话，疯狂地思考，疯狂地想要寻找，那些故事里的人物一齐挤到我脑袋里，她们在我的脑海里重启另一个世界，在里面坠落或飞翔，像梦境一样。我知道她们真实地存在过，那么美丽又罪恶地在一片虚无之地上野蛮生长，只有我触摸得到，感知得到，如果我不写下来，她们就会归于寂灭，故事就会装作像从来都不曾到来过一样。

这个时候，一场酣畅淋漓的书写会让我重新降落到地面，撵除忧痛，好好地，再次进入生活。

我见过家乡的那些女人，她们的一生短暂而冗杂无味，在人们的茶余饭后被啖嚼几句之后，倏忽之间便归于静寂，但我又那么深切地懂得，她们一生的故事绝不是黯淡无光的。我至今记得村庄里的一个疯女人，她来自城里，会说普通话，会把自己的名字很漂亮地写在纸张上，村里的孩子常常让她帮忙写作业，画图案优美的彩笔画。后来有一天，她为了帮邻家一群小孩摘山崖上的青枣，被推推搡搡的孩子们不慎撞下了山崖。那时，她刚满30岁，她刚出生的小女儿还在襁褓之中。

那个时候，我刚走出村子去外面的小镇读初中，周末回家听爷爷说她死了，挖了个土墓匆匆埋了。我心里感觉难过极了，仿佛失去了一个儿时最真诚的朋友，于是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要为她做点什么，要把她被人们忽略并嘲弄的一生写出来，写成故事。虽然那个时候，我尚不知写作为何物。

我的家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巴掌大的小山村里，四角天空狭长而碧蓝。童年的时光漫长无羁，我是在山顶上放羊的孩子，常常怀里揣着一本语文书，手里扬着长鞭子，坐在山嘴上，望着远方的天空遥遥地发呆，无聊极了的时候，就读课文给我的羊儿听，有很多次，我把自己读得泪流满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书里会有那么多感人的、优美的故事？

后来，我就开始自己编故事，对着青山绿水，让想象力幻成一匹脱缰的野马，它替我飞跃我不能抵达的远方。爷爷敲着他的老烟锅说：“要写啊，写出来发在报纸上，那才算是本事呢！”
来到南方上大学后，远离了家乡和爷爷，我又变成了小时候那个孤零零在山顶上放羊的孩子，没有人愿意听我诉说家乡那些女人的故事，包括我新交的男朋友。于是，我开始尝试着写小说，把我所有炽热的爱恋倾注于它。

写作的日子里，常常被梦境缠绕。

梦里，反反复复出现的是无法忘怀的场景，童年、母亲、吴家川的四角天空、西峰城里落叶漫天飞舞的小街道。我在很多篇小说里都写到一对母女，一对关系难以捉摸的母女。《城》里面的北城和媚娘，因为媚娘，16岁的北城被男人在雪地上剥光身体；《女王之舞》里面天养与养蜂的母亲，母亲端着一碗黑乎乎的汤药逼迫女儿打掉肚里的孩子；《月光下的锁骨》里的白鲸与母亲，母亲与女儿隔着一条月光白帘子在床上与情人翻云覆雨。我并不是要刻意在每个故事里设置一个母亲来与女儿为敌，每一次进入一个女孩的故事里时，那个女孩的母亲就自动站出来，站在女孩身后，我赶不走她，她与她在一起故事才是完整的。

这种无意识的偏执，奠定了我小说的基调，它必将是绛红色的，带着血液的黏稠，撕裂而怪诞。

大学几年，我一边读书一边旅行打工，住过北京的地下室，进过深圳的集体工厂，站过新疆塔里木中学的食堂窗口，睡过上海静安的男女混住青年旅馆，也在重庆小城里被男友养着度过一个养尊处优的夏天。

契科夫说，“受到痛苦，我就叫喊、流眼泪；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到肮脏，我就憎恶。在我看来，只有这才叫生活。”而对于我而言，只有生活在这痛苦的卑鄙的肮脏的生活里，我才想要去创作。进入生活，进入那些被世人遗忘的角落，写作唤醒他人，也救赎自己。
不断的行走，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一起生活，按照他们的方式思考和过活。我写他们的故事，诉说他们的悲伤和渴望。

在很多时候，我需要把自己分裂开来，在不同的时空里扮演不同的人，并企图在这样残破不全的生活里给他们一块生存之地，尽管后来，我发现这种救赎之心大多是可笑而枉然的，时代的车轮滚滚而过，能刻录下属于这个时代里人性疯狂而迷惑的一面已是足够，写作救赎不了时代，也救赎不了人民，写作没那么大的神力。

但只要它存在过，某些刺痛你心脏的句子带给过你思考，这就够了。

这是一种背离，也是一种回归。 黎子

创作谈：声音的关键词

王哲珠，主要写小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各文学杂志发表小说近百万字，有小说被《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和《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有小说收入《2012中国中篇小说年选》。出版长篇小说《老寨》和《长河》。长篇小说《戛然而止的列车》获首届老书虫文学奖一等奖，长篇小说《长河》获广东有为文学奖——第二届大沥杯小说奖。

小时家里极穷，课本便代表了所有的书，某天，我在一个亲戚家里得到一些课外书，一头钻进去，发现除了做梦以外，还有这样让我着迷的东西，文字以及文字里的世界。在别人的文字里徜徉久了，我有了自己的文字，有了用文字构建另一个世界的野心文字，文字成为我在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发声方式。

我的声音里有些较为固定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是我文字的骨头，共同撑起我的文字框架，成为我文字的支撑力量，但不管什么关键词，都是附着于“人”这一本体上的，人是我声音里的内核，但对这个内核的理解与发声方式一直在改变，在不同阶段，我的声音里有不同的关键词。

锋利

最初写下的文字充其量只是些日记，但那些日记却剔除了日记里最重要的角色——我自己，文字里带着幼稚的刺，充满所谓的批判。

文字里满是“愤青”的味道，多年之后翻开，我一次次惊讶于当时的狂妄与自大，潜意识中或许自我武装成一名斗士，迎风而立，对阵所有不够“高尚”的人与事。我指点、批判，理所当然，滔滔不绝，唯独将自己排除在外。不知哪来的勇气，将自己置于想象中的道德高地，从未自问过是否有资格脚踩高地，甚至从未弄清道德真正的界线，道德有所谓的高地么？深夜自问，我的后背被羞惭的汗水湿透，不止一次庆幸那些日记式的文字从未见光。然而，我到底是害怕那些文字粗暴的伤害性，还是为了自我保护？

侠士或许是很多人内心深处的情结，仗剑断是非，挥剑除恶扶善，以剑向人世发声。愿望是美好的，然而剑本冰冷锋利，是非取决于执剑之人，举剑的支撑点便值得怀疑。
写下那些文字的岁月，我下意识里以笔为剑，并坚信那是良善之剑，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些暴力以良善之名行事，像传说里的剑气，将伤害变得无迹可寻，或者带着可怕的称之为境界的优雅，被津津乐道。

青春岁月里，我仗着血气方刚，想对这个世界发声，自认真诚而正义，以为只需热情，不懂理性与智慧是真诚与正义的支撑点。我不懂得倾听，或许是不愿意倾听，就算打开了耳朵，也没有打开心灵，只收集那些想收集的声音。

苦难

某次回乡之行中，我重新面对原本以为早已消失的苦难，有了某种“反思”的结果是文字发生彻底改变，开始为“苦难”发声，为“苦难”倾诉，似乎找到了发声的“意义”。

在大量的苦难书写之后，突然发现声音里含了某种抱怨，絮絮地，重复着那些艰难。一次一次的叠加会成为某种力量，真的可以有我想象的某种“意义”？是否在为苦难而苦难？这种自我质问令我恐慌，因为我不单无法回答，甚至产生了说不清的自我怀疑。

我意识到关于苦难的发声或许带了太重的个人色彩，苦难以什么来定义？表面看到的物质贫困？无路可走的困境？弱小者的无奈？被命运捉弄的不幸者？

一段时间以来，我只叙写苦难本身，忘记苦难背后的东西，苦难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主观的？客观的？社会的？个人的？时代的？苦难真正的悲剧性或许不是苦难本身，而是其背后的东西。对苦难单纯而孤立的发声，是否有我想象的“意义”？而我又为什么苦苦纠缠于苦难的“意义”，这是被伪装了高尚外壳的功利吗？甚至是我不敢进入思考的深处，没有直入本质的勇气？甚至将“人道主义”当外壳而不自知，事实上，我大量的文字只是消费着“苦难”，从未自己发声？我头皮发麻，紧抿嘴唇，不知该面对自己还是背对自己。

人类从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从野蛮到文明，从相互配合以生存到相互争夺以满足，许是从生存的苦难走向幸福，许是从简单的幸福走向无限衍生的苦难。也许本初的人类本没有苦难与幸福，我曾以此为假设，苦难的起点在于人与人之间开始出现不公正，这种不公衍生了苦难意识与不平衡心态，苦难由物质层面进入心灵层面，与个人相关亦与他人相关，至此，苦难带上了悲剧性。

我对“苦难”的发声变得谨慎，然而也含糊了，这种含糊让我的声音变得混浊不清，我再一次失去了自信的声音。

困境

人类走过的岁月是漫长的，走了太远的路，留下太多东西。然而，某些方面又绕着圈，从未有真正的前进，在困境里疲倦而无奈，政治是人类最沉重最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一，更可怕的是，某些时候，政治牺牲品成为貌似合理的借口。自古至今，无数智慧的大脑对政治方式有过无数设想，浪漫的、严谨的、冷酷的、温情的……幻想过一劳永逸地让人类逃离困境。这些智慧的大脑也许被过度的热诚塞满，忘记了人性的不可设定，上帝制造出人类那一刻，人类已经脱离上帝之手。

作为芸芸一员，有着作为芸芸一员的悲哀与尊严，渴望着发声，然而我是模糊的，目光的局限与对真相的不确定成为最大的怯意。随着历史走进当代，这个时代发生着无数革命，无法命名，然而，对人类的影响从未有过的深刻，这就是人对自身体认的困惑，对来路与去路的茫然，生命里难以消逝的困倦感，一种生存的困境，它正渐渐成为人类最大的难题。科学某些方面的发展已经上升至哲学领域，足以动摇以往的人世观，如何再次寻找心安理得的安置点，渐渐成为我声音里的要点，对于这样的宏大命题，我没有力量发出确认之声，但可以写下浓重的疑惑和好奇点，并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疑惑和好奇点。

若声音能穿越这样的牢笼，将获得极大的生机与力量，这是我对自己的奢望，我还奢望，以我之喉发出的声音可以保持真诚的冷静，恨不成怨，爱不过颂。用一句很俗气的话概括，这是梦想，有梦想的人矫情了，但也有福了。 王哲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