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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思运:重新反思民刊立场的有效性

更新时间:2016-11-01

十年前的2006年7月,我写过一篇文章《民刊何以“民刊”?》。开篇我就有一个判断:“毋庸置疑,近20年的中国新诗史基本上是由民间诗歌报刊推动、改写的,无论是诗歌精神、诗歌观念还是诗歌文本,都是如此。目下,官刊、民刊、网络新媒体诗歌逐渐形成了良性互动的空间格局,出现了诗歌资源整合的趋势。但是无论怎么整合,民刊总归有他自身的无法整合掉、无法化约掉的品质。”这也是民刊之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

但是,现在民刊的问题十分尖锐,整体呈现出平庸姿态。在大量民刊乏善可陈的情况下,如何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和艺术意识形态领域凸显民刊独立不倚的艺术品格和精神担当,就显得尤其重要。这是确立民刊何以民刊的最终依据。否则,民刊就会走向平庸与死亡。
因此,我想从民刊的角度讨论一下广东诗歌给我们的启发。

80年代以前的民刊,又称“地下刊物”。“地下”,就是体制审查之外的一种存在,那个时候叫“非法出版物”。其地下色彩有二:一是传播方式的地下性,规避了出版审查;二是诗歌的生产品质,具有异质性的审美范式和独异的精神洞察力。在一个非民主社会阶段或民主不充分的社会阶段,更能凸显其意义。民刊和官刊的关系,借用一个几何学概念,就是两个不相切不相交的圆。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形态的民刊如果面对官刊的压制而敢于发声,其意义不言自明。在这方面,广东民刊的突破性意义十分突出。

有两个成功载入文学史的经典案例。

一个是徐敬亚策划的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的“大展”,以激情澎湃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叱咤风云的力量,使民间诗刊强行进入体制媒体,一下子改写了历史。有句话说得很好:“当时诗人,不是大展的作者,就是大展的读者。”

另一个例子是杨克版《中国新诗年鉴》,其诗学理念是“艺术上我们秉承    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1998年以来,近20年的积淀,已经成为一个传统,一个品牌。

从徐敬亚民间立场的强行进入,到杨克的主动积极的接纳民间立场,显示出民主力量的进程,诗歌环境的逐渐宽松,也体现了社会的巨大进步。可以说,民刊与官刊这两个独立的圆逐渐相切、相交、相融,而且交融叠合的幅度原来越大。在民刊与官刊民主互融的程度上看,广东官刊显示出充分的包容性和民主性。甚至出现“泛民间”趋势。也就是说,官刊和官方力量,以微观政治的方式充分融入民间层面。如持续多年的小学生诗歌节,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新诗教育,会波及到普通家庭的诗歌教育。甚至杨克已经跨界到广东地税学院,给信息设备管理人和安全工作人员讲诗歌欣赏和写作。深圳的诗人剧作家从容多年尝试诗歌的表演传播,撒向民间都是诗和爱!我到过一些地方,总会有人说,谁谁谁是民间诗人,谁谁谁是官方诗人,你见谁谁谁,就不要见谁谁谁。后来我会发现,几乎每个地方至少有2-3个地方称王的“诗人”。但是,在广东,从来没有这种说法。我觉得广东是诗歌生态最佳的地区,官刊与民刊、官方背景诗人和民间背景诗人,相处谐和。

但是,任何问题都有两面性。诗歌生态越来越宽容、包容、民主,也意味着一种原则性诗学立场的缺失。尤其是当网络诗歌兴起之后,民刊传播的“地下性”已经不复存在,民刊的“有效性”究竟在哪里?

民刊的“有效性”根本在于要有清晰的辨识度,这种辨识度主要表现有二:一是独特的创意策划能力。在这方面,广东省作协的刊物《作品》在创意策划方面为民刊做出了表率。她在华丽转身之后,以独特的创意栏目如“跨界”、“手稿”、“90后推荐90后”、“汉诗”(长诗)、“民间诗刊档案,都抓住了新的生长点。她的策划刷新并生动了官刊的面孔,在官刊之林中独树一帜。连官刊都可以如此卖萌,民刊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民刊辨识度的表现之二,是诗歌审美范式的异质性和诗人精神洞察力的独异性。现在的民刊一个致命的问题是越来越同质化趋向。不仅官刊与民刊同质化,民刊与民刊之间也高度同质化。因此,民刊如何发掘并彰显异质性元素,在官刊与民刊之间、在各家民刊之间强化内在的张力,构成互补关系,极其重要。不仅要凸显民刊的辨识度,也要凸显诗人的辨识度,形成高度的风格化特色。已经拥有风格化传统的民刊,如《明天》的地方主义写作,《后天》的独立诗学和先锋艺术立场,《新诗典》的口语诗歌立场,《橡皮》的后口语写作,《活塞》的“恶之花”式写作,《非非》的体制外写作,《独立》的少数族裔写作,《江湖》的自由写作,等等,都可以给我们启示。广东的《诗歌与人》和《中西诗歌》两本民刊的特色在于国际元素的彰显。《诗歌与人》在贡献出“70后”、“中间代”“完整性写作”等概念,修复新诗史的链条之后,致力于域外优异诗人的译介与出版,功不可没,尤其是“诗歌与人”奖,虽是一个小众诗歌奖,但隐喻着丰富的诗歌精神。

最近有人提醒我,说我是不是关注民刊少了?说我越来越保守了?其实,不是我保守了,是我对民刊的要求高了。我们迫切需要追溯历史上的著名民刊《新青年》《新月》《创造》《今天》等创造的传统,重新反思民刊立场的有效性。(赵思运)

此文系在广东诗歌高峰论坛上的发言,2016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