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军旅小说家邓一光调转笔锋，密集书写深圳，他观察、思考、书写身边这座谜一样的城市。没有哪一个作家像邓一光那样将自己的城市如此浓重地赫然置于标题：《深圳蓝》、《深圳细节》、《深圳在北纬22°27’-22°52’》，新小说集也以此命名……一副爱不够的模样？需要随时将深圳挂在嘴上。此外，他还将红树林、市民中心、欢乐海岸、万象城等标志性地名一一嵌进标题中，要将这座城市摁进自己的骨肉。对此他有自己的深思：

我问过自己，写作者与居住地或故事资源地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对这种关系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问过之后思绪发散，无法聚焦。

和内地书写者不同，深圳的书写者至少要多做一件事，回答自己与生活着的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究竟能写什么和怎么写这样一些令人苦恼的问题……对现实生活的妥协和依赖，让大多数写作者委身于现实生存，委身于主要由城市体制代表的时代风尚，急匆匆懵懂懂与“深圳诗人”“深圳小说家”“深圳剧作家”这样一些符号划上等号，并以获取这样的符号为荣，放弃对历史、命运、时空的观照和抒写……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个以深圳为统一命名的格式化的写作行为……

邓一光不能满足于寄居状态，不能仅仅将深圳当成一个地理符号，不能止步于一个“深圳”的文字“制造”者。他像波德莱尔漫游巴黎一样观察深圳，像桑塔格倡导的那样通过“暗示”和联想来书写深圳这个现代城市的精神。他细细地观察修车工人、流水线工人、保洁工人并为之画像，也为问题少女、瑜伽教练、音乐老师、高级技术人才等各式人物的心灵存照。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他者，每个深圳人都在与生活进行持续的对抗和艰难的和解。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上演着大写程度不同的故事，但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物质外壳，我们能触摸到这座城市柔软而灵性的精神。

《深圳蓝》：关于都市中年危机与问题少女

在新著《深圳蓝》（花城出版社，2016年）中，邓一光将都市生活的中年危机与他一直关注的问题少女结合。小说以台风“贝碧嘉”开始，命运的台风正在无情地刮进男主角戴有高的人生：婚姻失败之后前妻李爱带着新男友住着他的房子，却对他毫无眷恋；事业遭遇瓶颈，戴有高靠在游戏《模拟人生》中打发时光，就是在游戏中，也困难重重，并不见得会给他带来虚拟的满足。比他问题更多的少女吕东东却生硬地闯入他的生活。她就住在他宿舍上面，无法控制自己脑袋抽风，居然往公共QQ群里发惊悚图片，完全是损人不利己。戴有高和吕东东都有那么一点点不正常，然而这种不正常就像一场未及预报的台风，时常会在这座海边城市一扫而过。小说将我们带进风暴中心，让我们自己体验生活常有的悬而未决的状态。他让男、女主角将情感寄托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可是，如果我们以心理为标准，谁又能说清楚网络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哪个更真实？与网络保持深度接触不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观念。

在这座崭新的城市，高楼林立，行人匆匆，它究竟包蕴着新移民何种想象和异乡人的那些情感？邓一光多次用“漂泊”和“悬浮”来指认深圳文学的特征，并在访谈中说：“我对深圳生活的个人体验，它们会带有我对这座城市的渐趋认知，这些认知会随着我在这座城市的浸入和写作的落地生根发生变化，可以看作我个人的城市认知史。”邓一光沐浴着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阳光和活力，并将这勃勃的生机幻化为可触可感的文字。

写作是对被压缩的人生的回放

从宁静的乡村到喧哗的都市，大规模的位移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深刻的社会景观，也是这段时期文学叙事所要面对和处理的核心问题。城市的整洁和秩序掩盖了被繁忙遗忘的历史基础，水泥地面阻挡了我们与泥水的亲密接触，朝九晚五的律令取代了花开花落和日月交替，每天的时钟规划了我们具象的生活方式，履历表简化了我们的人生，丰富的自我被几个数字打发。邓一光的写作是对这种被压缩的人生的回放，让人生不同的片段散发出各自独具的气息。每位作家的写作都受到童年经验和时代生活的双重宰制，我愿意偏颇地将草原看成邓一光的身世感的基础，而将深圳解读为他的第二故乡。邓一光曾经谈到：“好的小说，一定能经得住三个方面的追问：是否具有发人深思和有别于社会主流历史观的个人生命经验；对现实尽可能超越的程度；丰富而独特的想像力。我认为，社会的伦理性要求始终在混淆着小说的可能性诉求，这是所有小说家面对的困惑。没有任何作品不带有作家的主体经验和认知，这些主体经验和认知中，质疑精神、批判意识和对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构成了小说核心的、同时也是最根本的意义。”语言、叙述技巧、故事、塑造人物、思想意图，每一个强项都可以让一个作家成立。我们很少从更高的层面去要求当代作家，因为我们处在一个道德新低的时代。

邓一光的女性观是要特别称道的。在他笔下，男性并不理所当然地具有性别优越感，也就不会必然地拥有对女性生命乃至身体的支配权，甚至在情感自洽上他们还有那么一点弱势。离婚也不会让女性的价值打折，熟女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个性和魅力。这是对生命内在价值的确认。《深圳蓝》中的女主角李爱显然拥有更多的叙事光芒。《深圳在北纬22°27’-22°52’》、《宝贝，我们去北大》、《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等作品中，男主人公虽然处境不如人意，但都非常疼爱女性，对女主人充满柔情：为太太倒水、洗工装、做饭、到阳台抽烟……这些微不足道却熠熠发光的细节重新唤起我们对爱情的信赖。这在当代作家中少见，在男作家中尤其稀罕，司空见惯的是男作家不由自主地在作品中将女性物化、次级化、低劣化、意淫化。这是漫长的男权社会在男性集体无意识深处根植下来的谬见，与此相对，当代很多时尚女作家纷纷以肮脏的男性无法与文雅的女性相匹配作为写作基点，这种反抗当然是偏执的、简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文学必须让形象自身说话，从审美这个最根本的层面来改写整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择偶方式和择偶标准是一个时代最简易的评判标准，爱情观可以作为衡量一个作家的试金石。是站在鸡蛋一边，还是站在高墙一边？当风尚引导大众追求物质和金钱、追求“宁在宝马中哭”时，邓一光以文学的道德刻画了他对爱的信仰、对现代文明的忠实和对城市的理解。他以自己的热情刻画出一种新的城市气质和新的时代精神。（文/申霞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