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的延迟公布，留给关注者更多的想象空间。由于文学的普及和通俗，这一奖项比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受到更多普通人的关注。博彩公司依据赔率给出了一些热门人选，如菲利普·罗斯、恩古吉·瓦·提安哥、村上春树、阿多尼斯、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唐·德里罗……

在中国出版作品：《欲望教授》《被释放的祖克曼》《解剖课》等。
（美）菲利普·罗斯：“美国犹太作家”这个称谓没有任何意义

任何一个出生在移民家庭的作家，似乎都不能避免去描写本民族的苦难和美德，但菲利普·罗斯是其中的一个异类。菲利普·罗斯的祖父母是东欧移民，他的母亲则来自美国犹太家庭，1933年，他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

关于种族身份，一度是困扰罗斯的重要问题。身为一个生于美国、长于美国的犹太移民的后裔，罗斯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犹太作家，而认为自己是一个犹太裔作家。他说，他人生的最大关切和激情是写小说，而非做个犹太人。

罗斯曾经坦言，“如果我不是一个美国人，我就什么也不是……‘美国犹太作家’这个称谓没有任何意义。犹太人只是身为美国人的另一种形式。在美国，对于我，对于我的同龄人而言，犹太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历史让我成为美国人。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个犹太人而萌生疏离之感。我深感疏离，大多源于美国生活的限制，而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

但人们对罗斯的犹太身份期待颇高。1960年，27岁的罗斯凭借他的第一部中短篇故事集《再见吧，哥伦布》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这是美国文学界最重要的两个文学奖项之一。当时就有声音认为，罗斯的这部作品，没有从犹太传统中汲取养分，反而成为所有反犹太分子长期以来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无法接受，这个出色的犹太裔作家，不仅没有书写犹太人的美德，反而揭露了犹太人的堕落和好色，甚至让一些读者认为，“在这个国家，甚至在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犹太人存在，会变得更美好、更幸福”。实际上，罗斯并非在剥离自己的犹太身份，而是厌恶作家贴上种族的标签。

                    在中国出版作品：《黑水》《我不是你认识的人》《天堂的小鸟》等。
                         （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那些有点暴力的作品不过是在反映现代社会

1970年，在菲利普·罗斯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十年之后，32岁的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也获此殊荣，并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

如果说舆论对罗斯的不满意，是因为他没有充分书写自己原生民族的苦难和美德，而舆论对欧茨的不满意，则是因为她创作的速度太快，创作的数量太多。几乎每年一两部作品问世的创作水准，颠覆了人们对写作质量的一般印象，平庸的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作家能如此多产，而她的作品又如此优质。当普通的我们因为失眠而狂躁郁闷和抱怨不已时，欧茨却珍惜每一个失眠的夜晚勤奋创作，在她看来，那几乎是额外得来的时间。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欧茨被称为是“勃朗特的第四个姐妹”，因为她的作品并不温柔，反而有些暴力。但欧茨说，她不过是在反映现代社会而已，“在我的小说创作中，我力图再现存在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些误区——爱情与金钱的困惑，责任与个人经历的矛盾，以及我身边随处都可以感觉到的那种超凡的驱动力，这种魔力驱使人们在暴力中寻求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驱使人们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自杀——这是终极的体验和屈服”。

                            在中国出版作品：《大河两岸》《一粒麦种》等。
                            （肯尼亚）恩古吉·瓦·提安哥：一生书写民族的苦难和斗争

恩古吉·瓦·提安哥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这位肯尼亚作家很符合人们对作家理想主义和责任感的想象。他的一生都在书写自己民族的苦难，讲述那片非洲土地上的人们，为了土地和自由而努力斗争的精神。

提安哥跟欧茨一样，出生于1938年。但是美国和肯尼亚不同的土壤和氛围，给予了两位作家不同的写作方向。1964年，提安哥进入英国利兹大学读书，在肯尼亚，能有这样机会的人少之又少。提安哥并不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利用自己的精英身份只为自己的前途谋划，而是具有强烈的民族和国家责任感。回到肯尼亚后，因为反对肯尼亚政府的英语强制教育而被捕，获释后一度流亡英国，后来又迁往美国定居。

提安哥最常被人提起的作品是他描写20世纪肯尼亚人民反殖民斗争历史的三部曲：《孩子，你别哭》《大河两岸》《一粒麦种》。他以肯尼亚吉库尤族的生活为背景，抨击白人殖民者的黑暗统治，以及肯尼亚人为了自由和土地所作出的斗争和牺牲。

                   在中国出版作品：《名字》《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等。
                           （美）唐·德里罗：描绘商业社会里的文化欲望

最近几天，美国作家唐·德里罗在博彩公司给出的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名次上升。跟罗斯、欧茨一样，德里罗也是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获得者，他的作品被视为“代表美国文学最高水准”。

德里罗出生于纽约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父亲9岁从意大利来到美国，后来在美国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在德里罗的幼年记忆里，父亲的办公室宽敞、明亮、巨大，父亲的工作也为一家人的稳定生活提供了保障。

为了打发在游乐场兼职时的无聊时间，德里罗开始接触文学，他阅读威廉·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赫尔曼·麦尔维尔等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再后来，大学毕业的德里罗成为一名广告人，在一家国际著名的广告公司担任撰稿人，深受纽约包括先锋艺术在内的各种艺术种类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德里罗的很多作品都有对媒介与消费关系的刻画，在他的笔下，大众文化产品实际也是一种消费产品，附加着人的欲望，而媒介则在这种关系中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比如在他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作品《白噪音》中，主人公不可或缺的两项生活内容是看电视和购物，而在另一部作品《地下世界》中，主人公的记忆里，“电视总会开着”。相对于提安哥作品的沉重，阅读唐·德里罗的作品时，不少读者会感觉相对轻松，不仅是因为他笔下的故事不是关于民族的苦难，更重要的是，他所描绘的那个商业社会让我们感到熟悉。

                  在中国出版作品：《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在意义天际的写作》等。
                             （叙利亚）阿多尼斯：文化只有通过质疑才能变化和进步

很多人对叙利亚的印象是战乱和难民。其实，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它的文学和文学人，生于1930年的阿多尼斯就是叙利亚的一位诗人。

1944年，叙利亚成为独立国家。14岁的阿多尼斯写了一首诗，向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表达敬意，并获得机会在总统和观众面前亲自朗诵。总统问阿多尼斯，你想要什么？阿多尼斯回答，我想上学。一周之后，阿多尼斯得知自己被一所学校录取。

大学毕业的阿多尼斯认为自己肩负着让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好的责任，他参加了政治运动，并被关进监狱。被释放后，他不再热衷于政治，而是开始挑战传统，反思、批判自己的民族文化，表达对阿拉伯社会现代化的种种期望，但在一个传统氛围浓厚的社会，这样的行为被视为一种需要勇气和代价的叛逆。阿多尼斯曾如是说，“为一种忠心所驱使，埋头于调和与阐释，却从不自问，从不质疑。而文化只有通过质疑才能变化和进步，只有不断地提出新问题方得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