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一光的深圳书写

说起邓一光，大家脑海中第一反应就是军旅小说家的标签，草原像大海一样在眼前起伏，《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等一系列作品一字排开，豪迈的气息迎面扑来。是的，这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精神园地的作家，是一个在当代有特定辨识力的作家。而我开始对他感兴味的却是《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这种柔情的作品。一方面是我觉得自己与宏大叙事有某种距离，我甚至长时间地对神这个字眼保持警惕，这与个人隐蔽的成长经验相关；另一方面一位中年男性处理这类软性的题材是对自身有意识的挑战和调整。当我将多年前的《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和《父亲是个兵》摆在一起重读时，我发现一个作家的两幅面孔：柔情和硬朗。阴阳谓之和谐。邓一光始终将目光投注在面纱底下的心灵，《父亲是个兵》这样的军旅题材，他歌颂坚硬的灵魂，但更注重书写男儿的似水柔情；而对于《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邓一光：《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和《你可以让百合生长》这类女性题材，他试图换一种叙述视角，着意在柔弱的外表下发现内心的信念和意志。这两副面孔就是邓一光写作的辩证法，诗意在写实的缝隙中荡漾，这对苍茫的草原和拥挤的都市同样适应，毕竟，无论何种题材，小说最终要处理的想象人的灵魂。

历史深度是“50后”小说的强项，光凭20世纪前半页跌宕起伏的民族国家大历史就够了，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写作泉源，够大家挥霍半辈子的。和其他保持强劲影响力的“50后”作家们对大历史的痴迷不一样，近几年，邓一光频频发表于《人民文学》等期刊的中、短篇显示了他意识的某种转向，他合上历史的黄钟大吕调转笔锋直书当下的密林小径，写身边这座谜一样的城市，写问题少女，写花草虫鱼，写情感困惑，写婚姻难题，写事业瓶颈，都是切实的生活经验……在《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中，他大量使用了“亲”、“腐女”、“蕾丝边”之类的网络词汇，他由这种时尚的网络语言建立自己的时代触觉；在《深圳蓝》中，他让男、女主角将情感寄托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可是，如果我们以心理为标准，谁又能说清楚网络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谁更真实？与网络保持深度接触不仅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观念。邓一光一边写小说，一边写剧本，这都反应了作家更为开放的观念，他并不歧视剧本、网络，而是尽可能地拓展自身经验的边界，利用新技术为丰富自己的人生和写作服务，更贴切的说法也许是保持青春的心理年龄，与身边的城市恋爱。

没有那一个作家像邓一光一样将自己的城市如此浓重地赫然置于标题：《深圳蓝》、《深圳细节》、《深圳在北纬22°27-22°52》，新小说集也以此命名……一副爱不够的模样！深圳二字犹如魔法，念兹在兹。此外，他还将红树林、市民中心、欢乐海岸、万象城等标志性地名一一嵌进标题中，要将这座城市摁进自己的骨肉。对此他有自己的深思：

我问过自己，写作者与居住地或故事资源地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对这种关系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问过之后思绪发散，无法聚焦。

和内地书写者不同，深圳的书写者至少要多做一件事，回答自己与生活着的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究竟能写什么和怎么写这样一些令人苦恼的问题。……他们更多的是在生存原则和移民符号的命名下，而非写作的意义上，把自己与这座城市联系起来了。……你在深圳几乎找不到一个从容不迫的书写者，这其中也包括少数几个城市公共资源的占有者，你甚至找不到一个有理论准备和书写谋略的城市书写的潜伏着。对现实生活的妥协和依赖，让大多数写作者委身于现实生存，委身于主要由城市体制代表的时代风尚，急匆匆懵懂懂与‘深圳诗人’‘深圳小说家’‘深圳剧作家’这样一些符号划上等号，并以获取这样的符号为荣，放弃对历史、命运、时空的观照和抒写……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个以深圳为统一命名的格式化的写作行为……[邓一光：《当我们谈论深圳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山花》2014年第2期。]

邓一光不能满足于寄居深圳，不能仅仅将深圳当成一个地理符号，不能止步于一个“深圳”的文字“制造”者。他像波德莱尔漫游巴黎一样观察深圳，像桑塔格倡导的那样通过“暗示”和联想来书写深圳这个现代城市的精神。他细细地观察修车工人、流水线工人、保洁工人画像，也为问题少女、瑜伽教练、音乐老师、高级技术人才等各式各样的人物的心灵存照。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他者，怀揣梦想而来，生活的喘息不能湮灭内心熊熊燃烧的烈火，每个深圳人都在与生活进行持续的对抗和艰难的和解。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上演着大写程度不同的故事，但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物质外壳，我们能触摸到这座城市柔软而灵性的精神。

在这座崭新的城市，高楼林立，行人匆匆，它究竟包蕴着新移民何种想象和异乡人的那些情感？邓一光多次用“漂泊”和“悬浮”来指认深圳文学的特征，并在访谈中将说：“我对深圳生活的个人体验，它们会带有我对这座城市的渐趋认知，这些认知会随着我在这座城市的浸入和写作的落地生根发生变化，可以看作我个人的城市认知史。”[邓一光：《好小说一定能经得住追问》，《深圳商报》2011年9月21日。]邓一光沐浴着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阳光和活力，并将这勃勃的生机幻化为可触可感的文字。

城市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工业革命改变世界历史的结果，效率追求使现代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充满机器的轰鸣，噪音见证了混乱和效率的辩证，机器不断地取代人的位置，将人往更深奥更逼仄的空间里赶。从宁静的乡村到喧哗的都市，大规模的位移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深刻的社会景观，也是这段时期文学叙事所要面对和处理的核心问题。城市的整洁和秩序掩盖了被繁忙遗忘的历史基础，水泥地面阻挡了我们与泥水的亲密接触，朝九晚五的律令取代了花开花落和日月交替，每天的时钟规划了我们具象的生活方式，履历表简化了我们的人生，丰富的自我被几个数字打发。邓一光的写作时对这种被压缩的人生的回放，让人生不同的片段散发出各自独具的气息。

在很长时段里，苦难，尤其是物质的难题已经成为压迫文学的一座大山，在书写城市的时候是否有摆脱苦难经验描绘的可能？如何展示城市生活的新颖性、丰富性尤其是现代性，这也是邓一光这几年创作集中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