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我眼里盈满了泪水…… 

每一次的告别是一次死亡。

是的，每一次的告别是一次死亡。

在我们称之为生活的火车上 

我们全都是别人生活里的偶然事件， 

当离别的时候到来，我们全都感到抱歉。

——佩索阿《我从火车上下来》

2015年5月21日上午，我坐在电脑边，刚从鲁院学习回来，手头积压太多事情：补课、开会、看作业、推荐信、写评语、填表、课题……乱如麻。我开始列表，按时间先后排列好处理。这时候，突然得知志红姐“一人上路”了。我惊愕、麻木，全身凉下来、无力。

我给黄树森老师电话，相对无言。

跟魏微、凤亮、有顺、冰茹微信，叹息、沉默、啜泣……“我们全都感到抱歉。”这“无边的生活”啊！

5月4日夜里，我还在芍药居的宿舍里给她拨过电话，交流课题。她的声音那么朗润、甘美、仁慈，她叮嘱我在北京到处走走看看，然后回广州喝茶聊天。现在想来，她的声音是经过化妆的，仅仅为了让独在异乡的我安心。

5月17日，我几经周折、穿越暴雨回到广州，进入与风雨过后凌乱的生活。

20日下午四点三十四分，我想起志红姐，发微信：“得空来看你。”特意在文字后面跟了一枚丰腴的玫瑰，希望志红姐也能如此壮美。

没有回信。我的心一沉。

人在忙碌中，容易找借口安慰自己，就想或许她也同样在忙碌中。这年代，谁不忙呢？何况是身兼多职的志红姐。

我没料到这是一枚不曾送达的玫瑰，在志红姐弥留之际。

志红姐机品很好，几乎不拖延，她即时回信，多年保持这种美德，抱病也不曾变化。她不以病人来放松对自己哪怕小节上的要求，她也不希望病情的阴影笼罩朋友的上空，她在精神好的时候与朋友见面聊天。也正因为这种自控自律，她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写下了那么多优秀的散文和评论。

认识志红姐到底有多久了？久到想不起来了，还在九十年代末念研究生时，就被黄树森老师带着去文艺界见识各路名家。那时，广东上一辈的女作家、批评家们正当年华：志红、艾云、张欣、张梅、胡区区……哪一位都美好照人，需仰视才见。她们往哪儿站，哪儿就充满阳光！

我躲在边上，远远地静静地看着她们，看着文学自内而外的光华。美神住在她们的内心，也在她们的目光中。

志红姐光芒四射，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无论是文章还是言说，一切在我眼里都完美无瑕，于我她就是一朵中国玫瑰。

因为美貌也因为美德，因为才高也因为身高，我对志红姐一直倾慕着、仰视着。我想文坛中人怀着我这种心情的大有人在。后来我的师兄师妹也都为她的人品文品和美貌美德所折服。

想送志红姐玫瑰的愿望由来已久。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是春节期间，因缘际会，我跟她的大学同学去病房看她，那回她住在省人民医院东病区，已经安了心脏起搏器，常要去医院检查调理。她同学拧了一篮鲜花去。看到花，志红姐的脸就像鲜花一样开放了。我记得那个灿烂的瞬间。

志红姐若无其事地谈论着心脏，谈论着起搏器，仿佛在谈别人家的房屋漏水和装修。广州房价正开始涨，她甚至开玩笑说她把一间小房子塞进心脏了。她那样淡然、那样坦然，我就没往心上去。那时候，我还年轻，刚出来工作，单知道癌症可怕。因为癌症到底夺走了我敬爱的导师文超先生。因为文超师，文坛的诸多前辈对我关爱有加，志红姐就是文超师的挚友，他们同在病中，惺惺相惜。后来，我转师林岗先生，而林岗先生与志红姐有同门之谊。志红姐于我更近了。

志红姐当过知青，是刚刚恢复高考时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她的普通话因此有着南方人所没有的京味儿。为了爱情她毅然调回广州，先后在文联、作协、南方日报社等文化单位工作，在报社内部，她也在《南方周末》、南方日报文体中心、南方日报出版社等多个不同的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不断尝试改革创新、挑战自我，与时代共进；同时，由于出色的文学成就，她兼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要出席各种文学活动和会议。

在众多的头衔中，她有一个始终贯穿的职业：文学编辑。她的文学生涯从《当代文坛报》起步，她习惯为他人做嫁衣裳，她沉浸在精耕细作中，她喜欢一句话经过她加工变得像小鸟一样轻盈；她喜欢一篇文章在她手里变得更加凝练更富诗意；她喜欢一本书因为她的创意而洁雅，尽管这后面跟的是作者的名字。也是在这种不断的拣选、比较和推敲的编辑实践中，炼就了志红姐犀利独到的眼光和非同寻常的审美判断力。

在各种文学场交集，大家都渴望听志红姐的发言，她的讲述方式和内容如此匹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她发言的时候，她的眼睛散发出月亮般皎洁的光芒，她的嘴角微微上翘，笑意像涟漪一样荡漾开来，洁白的牙齿犹如珍珠。在微信圈，朋友转发的她在会议发言的照片是那样生动，那样清新，让人无法与永别联系起来。她就以这样嘴角微微上翘的笑意定格在朋友的记忆中。

她的阅读细腻、观点中肯、语言形象、既温暖又有见地。她从不东拉西扯，会议语言也是讲究的、文学化、陌生化的，她常常使用比喻，让语言偏离字面意义，让独特的一己的声音呈现出来。我清晰地记得她谈文学语言要像松紧带一样富有弹性，有劲道，不能松垮。她也一直这样锻炼着自己的语感。

对待刚刚出道、作品良莠不齐的青年作家，志红姐鼓励但决不吹捧。青年作家往往凭着一腔热情创作，热情是非常宝贵、非常稀薄的事物，但光有热爱而没有控制激情的能力是不行的。这时候，吹捧往往会害人，会让人发热发疯；而鼓励是看出了好处将其凸显和放大，这中间有着微妙的界限。文学这个东西是复杂的，她有不同层次的意义。有些作品是经典，对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有巨大的贡献。有些作品可能是优秀的，但辐射面有限，停留在文学专业范围内部。而有些作品文学性不强，倒可能传播得更广，辐射到民间生活当中。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的缘分很难估量，就像爱情一样神秘莫测。还有一些写作可能对作家个人的意义更大，在广东这样一个经济率先发展的地方，大家热爱文学、业余积极创作是值得鼓励的，热爱文学附庸风雅总比热爱麻将传播流言蜚语强多了。文学是个金字塔，能站到塔尖的人少之又少，塔底就是大量的文学爱好者，而塔底是坚实的基础。参天大树一定是长在森林里而不是荒漠中，因为所有的树木都努力向上争取阳光，参天大树才会因为积极竞争而长成。文学也需要茂密的森林。批评要关注参天大树，也要关心郁郁丛林；要关心文学实绩，也要肯定文学劳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乃鸟之两翼，只有比翼齐飞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也许是兴趣所致也许是为了累积经验，志红姐一直两手写作：一边写散文；一边搞批评。记得她说过自己不想被称为女强人，相反她更愿意写小女人散文。她最后的作品《与谁相约》是散文诗，性情与哲思齐飞。在写散文的时候，她那女性细微的触觉连同毛细血管全部张开、回廊般婉转的心思为一丝星光也没有的静谧夜晚赋魂。她用纤细精巧的工笔画下这一切，画下她的幽思、深情、追问和希望。

而当她从事批评的时候，她将这些多愁善感收起，让理性思维驰骋大千。她本科学的是哲学，这让她与一直学文学专业的人有不同的学术资源和思维训练，当她转科攻读文艺学博士的时候就得心应手。她做批评也重感觉，但更长于学理，对事物来龙去脉成竹于胸，她心中不仅有文学的山水风云，更有整个人文社科的地形图。

真正和志红姐走近是这几年，她于我个人的示范意义也更加明晰。

2012年冬，在我茫然虚无的时候，志红姐邀我加入她的研究课题，这是无上的信任。

因为课题，我们常在一起交流，她积极倡导一种愉快的学术之旅。我开始逐步见识了她日常的一面，她居然会用豆芽机发出胖大的豆芽，她用诗的语言描述豆芽成长的经过，她沉浸在生命的欣悦之中，由衷的喜悦溢于言表。在广州生活久了，大家都貌似美食家，对各种食物漫不经心地挑剔着。而志红姐是真正的美食家，每道菜上来，她都要问清楚名字，那往往是些充满吉祥意头和诗歌想象力的命名。志红姐却能阐释其原料配方和具体的做法，就像文学批评一样说出美食的肌理和细部。从她的谈论方式看出她不仅有炒菜经验，也善于归纳总结。她对一个长满绿色蔬果的院子充满向往，她梦想坐在葡萄架下举办文艺沙龙，谈谈文学和人生、女性和家常。

2014年春季，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逐梦世界：广交会启示录》一书，选在广交会期间在琶洲会馆开新书发布会。志红姐刚出院不久，身体瘦弱，裤子像裙裤一样飘逸，连手指都瘦了。我们几位老朋友都有点为她担忧，让她发完言就先走，她却因主人的身份而积极张罗着。进了交易会，她对瓷器、丝绸、家具、工艺品等很有兴趣，到处走走看看，就像在《一人上路》中表达的一样。即便病得厉害，那颗新奇的心也依然对陌生的远方充满向往，她就是永远向着前方的大女人。

课题途中，志红姐常和我通话，天南海北聊得很开心。我会问起她的身体，她总是一笑而过，云淡风轻，将话题转到学术上去，她既有提纲挈领和一语中的批评能力，也有解惑授业的本领，于此我受益良多。消费主义文化兴起之后，文学场变得纷繁复杂。从事文学批评的难度日益彰显，在断断续续写了十年之后，我愈发意识到批评的难度。怀疑、空寂、狂想……这些情绪不时地涌现，折磨我、刺伤我。我常常想要放下。志红姐并不批评我，反而告诉我这种情绪谁都有过，在意义危机来袭时不妨规定每天的写作量，让劳作本身的意义呈现出来。她给我谈起她写博士论文，那时她已经担任领导职务。白天在工作里转，脑袋一刻也不能停，晚上应酬很多，她总是推掉各种饭局，将自己关在书房，每天一千字是底线，不写完决不上床休息。就是凭着这股劲头，她如期完成了博士论文《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这是第一次对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清点梳理，也是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再批评。她的博士论文显示了良好的哲学训练带来的理性思维和大格局，也回应了自己的研究兴趣所在，她曾经系统地研究过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知识女性。女性主义在中国发展得并不顺利，很快就被男权话语策略性地遮蔽了，使得女性只要袒露一下自己的女性立场就会困难重重。女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了。是的，女性与男性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我们在分享同一个时代，同一种现实，但是，身为女性，我们知道女性的道路充满幽暗和荆棘，女性“被看”的地位，被想象的方式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在男女平等的幌子下面，我们还有漫长而遥远的道路要走。作为老报人，志红姐对中国女性的晦暗现实和艰难处境了然于心。她将大部分心血投注于此即为明证。

她对女性主义的热情也表现在生活中对我这样后学者的关爱。是2013年冬天，得知她在中医院芳村分院住院，我电话要求去看她，她先是婉拒，后看我心切就同意了，详细地给我描述了从中大去的公交路线。

这次，我是下定决心要买一大束玫瑰献给我心中的“中国玫瑰”。但是先生阻扰了我，说你认路能力这么差，抱着一大把玫瑰去芳村要被人嘲笑的。芳村在广州有特殊的含义。地铁转公交，山长水远，抱一束花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的确有点奇怪的感觉。我并不想成为他人目光的焦点，就作罢了，这唯一的送玫瑰的机会。

病房里，难免聊起病情。那一年，我父亲也在皮肤病的困扰中三番五次住院。志红姐还热心地给我介绍了中医院这方面的专家。如此虚弱，她却盛赞中医院主治医生的医术和仁心。是在病房这个特殊的场域里，她跟我谈起自己这些年一直与病为伍，她语重心长地提醒我要注意身体，并对我寄予殷切的希望。也是在这种情形下，她说因为文学，她得到了太多太多，不仅是精神上的滋养，还有具体的现实的回报，她对广东文学界的前辈、同仁和朋友赞誉有加。

那是一次掏心掏肺的长谈。她对这个世界充满感情，还有一丝抱歉。

她认真严肃地对待整个世界，对待生命中的每一天。

我们共同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广东省社科院晓毅姐邀请的，记得志红姐谈的是文学的道与术。当大家都大谈形而上的道的时候，志红姐却提醒大家要注意形而下的术，对术重视不够真是当代文学的困境所在。散会后，志红姐善意地夸我脸色好，我说是装修过的。她说我也要学习用点红粉，并认真地向我和晓毅姐咨询粉底的选择和用法，志红姐问这些小事情也很精细，就像做学问。这时晓毅所长谈起她们的当年，那时她们同在《当代文坛报》工作，一起策划选题，一起卖报，志红姐那时已经生了孩子但渴望自由，把儿子托付给晓毅姐看就出去跳舞了。这就是八十年代的知识女性，善于寻求多种角色的平衡之道。

她感激，她热爱，她长存

……

无疑，我不能写下我对志红姐的全部思念。于我，她依然活着，就像是在医院调理，等过一阵她还会神采飞扬地回到文学现场，继续与我们谈笑风生。我不过是在给她写一封信，她看到报纸后说不定还会将这封写给她的信转到她的微信圈去。

我还能送她一朵盛放的玫瑰。

我是真心这样疑惑着。

窗外未曾间断的风雨加深了这种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