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大张旗鼓地采访“时间去哪了”之后，马年春晚来了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于心戚戚一时。记得有句古谚：“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也可顺延：你的心在哪里，你的时间就在哪里。看来，我们都将心存在手机里，因为我们的双眼很难离开屏幕。

一、“电子器官”来到世间

深夜，发现对面走过来的人脸上有一团离奇的光亮，难道真的活见鬼，擦肩而过时发现是手机屏幕的荧光。公车急刹，忙着玩手机的小伙子摔倒而没有抱怨；车祸现场，观众忙着拍照而不是拨打120，一落座，大家就急于掏出手机来。触目所及的都是盯着手机的人，仿佛只有那片小小的发光屏能调动我们的感官系统。难怪马化腾干脆将移动互联网称为“人体的电子器官”。

我们的灵魂在手机里？或者干脆没有灵魂一说？ 

李敖曾在批评电视对人的控制时说道：“电视的毛病并非它的内容全部要不得，也不是全部庸俗讨厌。电视的毛病出在它陪你养成一个坏习惯———一个不能主动生活的坏习惯。它把你有限的精神和时间给抢走，抢走还不算，还割得鸡零狗碎，使你简直无法过一个奋发有为的生活。”移动互联网时代这种奴役加剧了。网络和手机的联姻正在持续地改变我们的生活，QQ、微博、微信、微电影等新宠并非罪魁祸首，甚至它既不空前，也不绝后。“小微们”同样是过客，而且会被其他新方式加速度替代。以智力应对世界的人类，使变化每天都发生，发酵出一个名叫爱迪生的人来，他发明的电灯将白昼之光邀请至夜晚，此后，人类大胆地用电组词：电站、电台、电报、电视、电话、电脑……电乃光的人造替代物，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将性魅力喻为放电，而将工作后的继续学习叫做充电。

三十年前，中国还有很多乡村没有通电。盛夏，我们将椅子、凉床搬到晒谷坪去，大家“济济一堂”，一边享受夜凉如水、倾听内心的涟漪；一边听老人讲故事。历史就在暗夜那一代接一代的口述故事中延续，仿佛亘古如斯。在这样的时代，大家、杂家辈出。恒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就在故事和朗读中从一代流向下一代。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就是家教、世风，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性力量。所谓中流砥柱，靠的是思想价值和文化传统的力量。

而在城镇，晚报也曾经风靡一时，吃过饭，男家长就像绅士一样接过晚报，顺手将后边的副刊赏赐给洗碗后的女主人，从国家大事、天气预报到街头传说、商品广告，报纸一度像晚祷一样充当过我们的宗教，报刊的版面顺序安排意味着隐蔽的权力秩序，主流意识形态由此实现从国到家的传递。我们在随意翻阅报刊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接受既定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时代的主旋律。

后来，电视出现了，电视以动态的图像、有声有色的报道、形神兼备的采访、多频道可选择等优势掠夺了晚报的受众。男主人一回到家便摁开电视，坐在沙发休息或打盹，女主人则在厨房忙活，直到将年幼的孩子哄睡好，自己才有片刻空闲，享受肥皂剧。总之，在电视节目和报纸阅读的选择上显示了很大的性别差异和家庭权力分布。

像电脑经过286、386……的升级一样，手机也不断地更新换代，从只有权贵所有的笨重的“大哥大”到现在平民的轻盈而容量大的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使新的一页被翻开了，它挑战了边界的概念，你可以随时随地与“地球村”任何时空建立联系。如此一来，科技的更新使升级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升级不仅吻合人类喜新厌旧的本能和对未知领域的探求兴趣，也符合消费社会的时尚和商业精神：人也由普通客户向钻石级贵宾升级，时尚由审美功能转向身份认同功能，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重要符号。

二、“娱乐至死”的时代

博客曾领风骚三两年即被微博替代了。2008年开始，微博以140字为限提供了“平民的嘉年华”，“自媒体”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微博使每个人成为信息源和信息发布者，以滚雪球的迅速传播方式远抛电视新闻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后来居上的微信，是一个集社交沟通、检索阅读、消费支付于一体的新平台，结合触摸屏的诞生，用户只要轻轻一触，文字、声音、图片和视频即可接收，方便无比。但是越方便越快捷的事物对我们的奴役越深，因为它这种奴役越发不可觉察。对闲暇无情的剥夺和对自由温柔的谋杀，这一切恰是以闲暇和自由的名义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控制我们对于这个时代和世界想象，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来源。

娱乐成了人生的首要信条。消费社会消解了严肃的事物和价值，让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出来，不管是正能量还是负面消息，社会灾难和明星八卦被等量齐观，付诸一笑。马航飞机失事曾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占据今年3月的新闻时间，那些真实的疼痛和悲伤轻易地被覆盖了。杰姆逊曾说：“今天大众媒介的作用不是使事件像传统的方式那样成为‘可以记忆’的，而是在事件令人眼花缭乱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时，消灭这些时间，帮助人忘记它们。”因为覆盖是如此迅速，容不得转换头脑来细细思量。传播如风暴般不由分说地裹挟一切。不仅理性在强大的传播面前黯然，情感亦然。

闪烁的屏幕有效地阻断了“激情”，比如足球赛现场，我们会听到歇斯底里的加油声或者愤怒的讨伐声，现场夹杂着混乱、噪音与活力，夹杂着意外和诸多的可能性，媒介则将现场过滤提纯、按照新闻机制经过“视点”修复成逻辑有序的画面。而受众往往将新闻和现实混为一谈，麦克卢汉早就说过：“读报纸的人不是把报纸看做高度人工制造的、与现实有对应关系的东西，他们往往把报纸当做现实来接受。结果也许就是，媒介取代现实，取代的程度就是媒介艺术形式的逼真度。……对于看电视的人来说，新闻自动成为实在的世界，而不是实在的替代物，它本身就是直接的现实。[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 弗兰克·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第407-40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事实正是如此，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与《一九八四》截然不同的思考和对未来时代的隐忧：人们会渐渐迷上奴役、爱上压迫，并不由自主地追随那些让人放弃思考的文化工业，最终被我们抛弃的是自由。新科技使思想的奴役如此温柔、舒适、隐蔽，让人难以觉察。

信息传播带有的强制性，使我们失去了对新闻的甄别与判断能力，社会新闻、深度评论、娱乐休闲、宗教和玄学、保健养生和笑话假新闻等等具有同样的传播权力和流通速度。这改变了过往新闻的筛选和等级制度。以往，报刊上的头版头条一直享有特权，正如电视栏目的“黄金时间”档节目。现在，在手机上，我们有了空前的选择权，默默浏览还是积极回应，窥视别人还是自己当演员，传播何种信息，我们相当自由。

三、消逝的闲暇

移动互联网以其方便、快捷赢得了用户的青睐，同时也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对世界的想象。“一千个铁杆粉丝”的理论正从硅谷走向全球。被个性化定制的娱乐性精神食粮，以人造的快感操纵着我们。

我们足不出户就知晓“你事、我事、天下事”，而且还能窥探对方的思想与趣味。从朋友圈贴出的图片，我们他们的生活，这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社交冲动，更深层地迎合了人类的窥私癖、炫耀疲和自恋动机，使其共同制造了“朋友圈”的虚假繁荣。微信使“有朋自远方来”变成新的“现实一种”，费孝通先生曾将乡村定义为“熟人社会”，今天，“朋友圈”将乡村的“熟人社会”挪到了手机上。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关于“熟人社会”的想象，这当然与“乡土中国”有着质的不同，它创造性地吸收了现代性的“流动”。朋友圈人数的增加、信息的交锋使人深陷其中。

微信数字化的特有方式为我们将朋友进行再定义，朋友圈的选择只经过一键认证，于是，我们再也不能用传统的情感去衡量朋友圈里的“朋友”情感深度，不同性质的“群”瓜分我们的时间和生活，也在内部给我们提供多样化的身份认同。手机的内置镜头还悄悄地修改了性别权力，传统的摄影机的镜头总让人联想到男性的权力，女性的被看地位决定了她们经常成为镜头捕捉的猎物，而智能手机却努力抹去性别的影响，中性化已经成为持续的时尚趋势。传播技术的更新也促进了人的解放。

微信也消解独特性和原创性，转发、病毒式的传播方式使得消息在无穷无尽地漂流，无所谓源头、无所谓终端，生产、传播、消费和再生产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同时也使我们陷入其中，真伪莫辨。伪消息的传播同样呈几何倍数增长，无需代价。“知识二传手”将随网络大量涌现，知识消费、传播、接受的方式也将改变只是生产的方式。

印刷文明将我们与过去，与人类历史发生稳固的精神联系，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过去的现存性与未来性，让我们在此时此刻回望历史、眺望未来。正是这种联系让我们获得历史的坐标，找到一种纵深感和沉潜感以及对历史的敬意和深情。数字文明并非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技革命，它将这种历史的厚重感从我们身上卸去，让我们在知识的片鳞只甲中得到转瞬即逝的快感。虚拟世界的控制和真伪莫辨的消息海洋使我们的人生丧失深度。

我相信，以后朋友圈的行照和照片会成为钻写传记的重要依据，学术论文会以贴于朋友圈的文章作为主席和参考，朋友圈还可以成为社会学的分析指标，譬如我的朋友圈就是个微缩的“文艺现场”。

但今天，微信榨挤了你最后一点空闲，那些空闲曾经使我们内心自己有的标志，丰富的内心生活是人类乌托邦的栖居地。手机在提供我们方便的时候同时控制我们，没有手机，我们便会焦虑不安，手机对我们的控制是与现代生活的变化相应的，社交是现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今天很多人花在社交上的时间、在旅馆度过的时光甚至超过了在家庭和单位度过的时间。这种频繁的社交凸显了手机的重要性，移动互联网以解放的表象加深了对现代人的控制。

从大时代到“小时代”，博客到微博、短信到微信、电影到微电影、小说到手机小说、笑话到段子……手机互联网让所有的时光平等：生活、上下班、昼夜的界限模糊，我们的行为被微信及其主宰的意识形态深深控制。

手机将我们变成了“人在曹营心在汉”的身心异处的人。移动互联网给我们整个世界和全部的自由，并以自由的幻觉对我们进行奴役和宰制，自由意志被无形瓦解，丧失了唯一重要的自由——思想自由，只能哀叹闲暇的消逝、内心生活的消蚀，却无法阻挡，因为这不只是时尚的步伐，也是历史的步伐，科技挟持历史的脚步勇往直前，只有加速度，没有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