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主要是尝试对《我与地坛》进行重新解读。比之于以往的文章，我主要尝试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是以现象学作为思想资源和诠释视角，二是试图形成新的诠释方法，即不只是读《我与地坛》这篇文章本身，不是将之视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精致的瓮”，而是试图打通这一文本的内与外，通过对《我与地坛》及其周边文本的诠释来厘清史铁生思想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为什么要从现象学的角度入手，我稍后再作具体的解释。这里之所以提出“周边文本”这个说法，是因为《我与地坛》在史铁生的写作中影响甚大，已不仅仅是史铁生的作品之一，而是被视为史铁生精神世界的重要标记，甚至是核心象征。很多人都是因为《我与地坛》而知道地坛；史铁生去世后，有不少人也把地坛视为他的理想归宿，希望能在地坛公园为史铁生立一雕像。史铁生与地坛的这种密切关联，最初是因为《我与地坛》这一文本而建立的。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写作《我与地坛》之前或之后，史铁生有不少作品也跟“我”与地坛有关，比如《我之舞》、《想念地坛》、《老屋小记》，等等。这些作品，有的可以视为《我与地坛》的前身，比如《我之舞》；有的则是对“我与地坛”这一话题的重新叙述并对其中一些难以索解的细节进行补足，比如《想念地坛》与《地坛与往事》。它们对解读《我与地坛》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需要放在一起作为参照。

二

首先需要纳入视野的周边文本，是《我之舞》。不管是艺术性还是影响力，《我之舞》在史铁生的作品中都不算特别出色，对于理解《我与地坛》乃至于史铁生的作品整体而言，却极其重要。

《我之舞》被归为小说一类。它的叙事空间是一座僻静的古园，主人公是一个才满十八岁的年轻人，周围的人都喊他“十八”。有一年夏天，园子里发生了一件怪事：两个老人悄然死在了茂密的草丛中。最先发现这件事的是叙述者“我”、世启、老孟和路，都是残疾人。对于两个老人是怎么死的和为什么死的问题，他们各自的理解与解释完全不一样。在“十八”眼中，死者看起来很坦然很轻松，表情下是类似于学生考完试放假回家般愉悦而轻松的心境。世启在接受警察盘问时，则觉得他们的表情很痛苦，至少很伤心。路是一个傻子，他觉得老孟的腿坏是因为跳舞摔坏的，眼睛是因为后来跳不成舞着急而瞎掉的，两位死者则是因为跳舞跳得一塌糊涂而死掉的。在路的眼中，世上的一切都跟跳舞有关。

面对同样的事件，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答案？其实答案就隐藏在小说后半部分两个鬼魂的对话中。他们第一次出现时谈了很多哲学的问题，尤其是“我”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这样，你要再问我世界是什么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就可以告诉你了，世界就是人们所知道的那样的。除了一个人们所知道的世界就没有别的世界了。”

“还有人们所不知道的世界呢!”

“那你是在扯谎。你要是不知道那个世界你凭什么说有?你要是知道它有，你干嘛又说那是人们所不知道的?你是人，这一点我从不怀疑。”

男女一齐朗声大笑，祭坛嗡嗡震响。

男的说：“另外我提醒你，你要是孜孜不倦地想要知道一个纯客观的世界你可就太傻了，要么你永远不会知道，要么你一旦知道了，那个世界就不再是纯客观的了。对对对，你还不死心，还要问，请吧。”

“人们现在知道了过去所不知道的世界，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世界过去是人们所知道的那样，现在依然是人们所知道的那样。

……

“目前世界上有几位出色的物理学家，”男的说，“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说世界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孤立地存在着，这一观点已不再真实了，世界本是一个观察者参与着的世界……”①

这是两个鬼魂第一次出现时的对话，里面提到的问题，既是物理学的问题，也是地地道道的哲学问题。他们再次出现时，依然像哲学家一样谈笑风生，先后讨论生与死、主观与客观、存在与虚无、有与无、抽象的“我”与具体的“我”、有限的“我”与无限的“我”等常见而重要的哲学问题。在他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理出一个思路：世界是离不开参与者的，这个参与者便是“主体”，便是“我”。我们必然找不到没有“我”的“世界”，任何一个“我”都是主观与客观、有限与无限的结合。作为个体的“我”的生命是具体的，是有限的，带有主观性，看问题也必然有视域上的限制，因此，每个“我”所认识的“世界”必然会是具体的，也不可避免地有主观成分。

孙郁曾经说过，史铁生所走的是一条“通往哲学的路”，阅读上述这段文字我们也会得到类似的感受。事实上，史铁生这里所涉及的正是在哲学史甚至是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问题。借此，我们甚至可以辨析一个哲学家的所属，以及他们的哲学是何种意义上的哲学，他们的思想是何种意义上的思想。如马尔霍尔所指出的：“至少从笛卡尔以来，人和外在世界的关系问题就一直是哲学的中心问题。针对这个问题的标准的现代答案都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笛卡尔通过描述自己坐在火炉前，在沉思中凝视着蜡球，生动地把这个问题刻画出来。休谟在寻求因果原理的经验根据时，把自己想象成弹球游戏的观众。康德不同意休谟的分析，这导致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观察者，望着一条船顺流而下。换句话说，这三者都站在那个世界的中立的观察者的角度上来探索人与世界之间联系的本质，而没有从作为世界的一个参与者的角度来进行探索。”②

马尔霍尔所说的“现代”，在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学习中实际上被界定为“近代”。对于很多近代哲学家来说，主体或者说“我”在面对世界的时候，可以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能获得一种绝对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识。然而，这种思路放在现代哲学或现代物理学的立场上来看，是大有问题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便用了不少篇幅来对此进行批判或解构。在他看来，康德与其他哲学家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在于，他们都首先预设了一个没有世界的“我”，然后为这个独立的“我”找到一个客体以及一种无生存论根据的与客体的关系。这种运思方式之所以有问题，不是预设的太多，而是预设的太少。它并没有注意到“我”存在的诠释学处境，即“我”——海德格尔将之命名为此在——不可能是一个孜然独立的观察者。海德格尔说，此在是众多存在者中的一种，但是它在存在者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具有不同于其它存在者的存在样式：生存。此在的存在总是我自己的存在，落实于语言，就是必须连着人称代词一起说“我存在”、“你存在”。“你”正是另一个“我”——不管是用哪一个人称代词，都不可能改变此在之存在始终是我的存在这一特质。此在和世界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海德格尔说，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这是此在的基本存在结构。对此在来说，“在世界之中存在”是一个必然存在的现象或事实。石头和植物这样的存在者是不会有“世界”的，但只要有此在存在，就必然会有“世界”。此在、世界、在……之中，三者必然是一体的，缺一不可。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在首先与通常从自己的世界来领会自身”。③“我”在生命长度与视域上带有无法克服的局限，不能做到全知全能。这就使得，“我”对“世界”的观察总有我的体验在内，带有我的主观限制。而“哲学的耻辱”，并不在于至今尚未完成“我之外的物的定在”这一证明，而在于人们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期待并尝试着这样的证明，无法摆脱这一认识装置。

这种对“我”之在认识上的有限性的认识，经由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的努力，尤其是经过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建构后，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诠释原则。在关于“我”与“世界”的关系上，史铁生的态度和立场也显然和笛卡尔、康德、休谟大不相同，而是偏向海德格尔这一边。史铁生不像笛卡尔、休谟、康德这些近代哲学家那样，认为主体或者说“我”能够中立地、客观地认识世界，能够获得一种绝对可靠的、永恒不变的知识。相反，他倾向于把“我”看作是“世界”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史铁生强调，客体并不是由主体生成的，但客体也不能脱离主体而孤立地存在。“世界”虽然并非是由“我”来生成，但作为客体的“世界”并不能脱离作为主体的“我”而存在。作为人类个体，“我”既有一个粒子样的位置，又有一条波样的命定之路。“我”又是一种能观照自身的观察者，世界并非是独立于“我”的观察之外的，“我”只能在世界之中存在。由于视域的限制，“我”对“世界”的认识可能也有某种局限。“我”与世界的关联既是源初的，又是具体的。只要有不同的“我”，就有不同的“世界”。

虽然在讨论“我”与“世界”各自的内涵及其关联时，史铁生时常引用现代物理学理论作为依据，俨然是在探讨一个纯粹的认识论问题，但事实上，他已经深入到存在论或本体论这一维度。他对人之认识问题的讨论和对存在及其意义的讨论是联系在一起的，认识论和存在论的融贯，使得他围绕“我”与“世界”之关系这一架构而形成的观念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立场甚为接近。正是从这一点入手，史铁生走上了一条通往现象学的路。并且，他一开始就走上了通往现象学的大路。因为不单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是以此为架构来展开其独特的现象学分析，胡塞尔、梅洛-庞蒂、黑尔德等现象学家也将此视为现象学的源初起点。对“世界”或世界现象的探究，可以说是现象学的共同主题，是各种现象学变体的“不变项”。

在伊德看来，现象学可以描述为一种哲学风格——它强调的是人类经验的特定解释，特别是有关直觉和身体活动的解释，并且现象学对经验的重视不局限于心理学，而是更进一步，深入到本体论或存在论的层次。现象学经常把“人类经验者和经验领域的相关性作为首先考虑的问题”，“人-世界关系的相关性是所有知识和经验的一个存在论的特征。”④对应于史铁生的创作，这种对经验的重视首先体现为，他的写作时常是从史铁生这个独特而具体的“我”开始，是一种有“我”的写作。同时，他不是孤立地理解“我”，而是在“我”与“世界”的关系中来理解“我”何以成为“我”。他不是孤立地、静止地解释“世界”，而是意识到“我”总会为个体意义上的“世界”打上存在的印记，“我”与“世界”都是不断生成的，是一种“动中之在”。他的作品整体，可视为他个人的生命哲学，同时也是一种关于“我”与“世界”的现象学。

如果进行一个时间上的考察，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史铁生的这种观念，差不多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形成了，并且首先是在《我之舞》中得到清晰的、相对完善的表达。史铁生后来在创作中更是不断地重复，把“我”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视为展开其它问题的前提。不单在《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务虚笔记》当中，史铁生是在“我”与“世界”的架构中展开他对爱情、命运、残疾等重要命题的探讨和书写，在《我与地坛》、《记忆与印象》、《私人大事排行榜》、《病隙碎笔》等作品中，史铁生也不断地提示，读者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进入他的精神世界。可以说，史铁生作品的基本主题和认知方式最初是在《我之舞》中得到揭示的，只有理解了史铁生在《我之舞》中所作的哲学上的准备，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与地坛》。如果不是有了上述这种运思方式上的奠基，《我与地坛》很可能会是另一种写法，与我们所见的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