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读文学评论家谢有顺的《此时的事物》一书，看到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回想整个20世纪以来的文学，由于过度崇尚想象与和虚构，以致现在的作家，几乎都热衷于成为纸上的虚构者，而不再使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写作，也忘记了自己身上还有鼻子和舌头。于是，作家的想象越来越怪异、荒诞，但作家的感官对世界的接触和感知却被全面窒息。写作者普遍带着文化的面具，关心的多是宏阔、伟大、远方的事物，而身边那些具体、细小、卑微、密实的事物呢，不仅进入不了作家的视野，甚至没人再对它们感兴趣。一种远离事物、细节、常识、现场的写作，正在成为当下的主流，写作正在演变成为一种抛弃故乡、抛弃感官的话语运动。这种写作的特征是：向上。——仿佛文学只有和天空、崇高、形而上、‘痛苦的高度’密切相连才是正途，而从大地和生活的基础地基出发的写作——也就是一种向下的写作——则很容易被视为文学的敌人。”

这段话，我个人非常认同，它着实说出了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文学的弊端所在。如果要对“向上的写作”和“向下的写作”从更理论化的角度作归纳，大概可以说，“向上的写作”走的是知识论的写作路向，“向下的写作”则是走生存论的写作路向。所谓知识论的写作路向，指的是这种写作是概念化的、公式化的，先验的，作者的种种理念在文本中呈显现状，甚至如石头在水当中一样突兀。这种写作，多以现成的知识（如和文学、政治、经济、性别、种族有关的种种知识）作为演绎对象，惯于在抽象的符号世界里奔突，却不与生活世界接通，没有从生活现场中获取鲜活的精神气息，也往往与作者个人的心灵世界相隔绝，是一种“纸上的文学”。生存论的写作路向则意味着，这种写作试图抵达知识得以形成的更具本源性的存在领域，始终以作者本人的独特存在作为地基，和具体的生活世界、心灵世界是互通的，甚至是密不可分的。作者的各种理念与其直接经验相融，就像盐融化在水中，因而是非概念化、非公式化的。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有存在感、有“个人的深度”（祁克果语）的文学。

知识论的写作路向和生存论的写作路向所意指的，既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又是一种写作方式的差异。做出这样的区分，并非是要简单地贬低前一种写作路向并抬高后一种写作路向。毕竟，人的骨子里都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对知识的追求，也合乎人类本性。爱因斯坦对此就多有肯定，他说：“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个人都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理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而我想要指出的是，爱因斯坦的话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事实常常为我们所忽略，那就是：真正有效的知识，总是来自于“经验的世界”。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个人都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如此建立起来的知识才是有效的。我更想不厌其烦地指出的是，知识效能的实现，最终也还需要回到个人的经验世界中，并且“经验唤起的人的感受比思想更多，而且来得更直接和更鲜活，也更容易沟通。”与此相连，我认为爱默生以下的话非常值得重视。他说，书本理论——也就是知识——是高尚的，但一个写作者要“用自己的心灵重新进行安排，然后再把它表现出来。进去时是生活，出来时是真理；进去时是瞬息的行为，出来时是永恒的思想；进去时是日常的事务，出来时是诗。过去的死去的事实便成了现在的活生生的思想。它能站立，能行走，有时稳定，有时高飞，有时给人启示。它飞翔的高度、歌唱的长短都跟产生它们的心灵准确地成正比。”

真正有效的知识，必须从个人的经验世界中来，并且回到个人的经验世界中去。这并非是一种无根的设想，而是有深刻的生存论、存在论依据。依照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人（此在）是一种在存在者之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存在者，具有不同于其余存在者的存在样式：生存。此在具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此在的存在并不是现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先于本质并决定本质。第二、此在的存在具有一种向来我属性质，所关心的首先是自身的存在，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人在“站出去生存”这一过程中，总是以自身的存在作为出发点，然后构造起具有个人色彩的世界。个人（此在）和世界的照面，总是以“我”为圆心，是“世界闯进了我的身体”（翟永明语），是“世界无情而鲁莽地直走入我的胸膛里”（郑敏语）。世界之于个人，不是像“水在杯子里”这样一种简单的空间关系，而是如蜗居之于蜗牛。世界实际上是个人的一种存在状态，两者有血肉相连的联系。世界以及组成世界的各种存在者，它们和人之间的关系，也首先是存在关系，而不是知识关系。“‘存在关系’乃一种可能性关系，是—种源始性关系；‘知识关系’源出于‘存在关系’，或者说，是以‘存在关系’为可能性条件的。”知识关系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是先验的、超验的，存在关系却必定是经验的；知识关系是可以一分为二、分出互相对立的主体和客体的，存在关系却是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

由于这样一种识见，向来以追求具有普遍性的知识为目标的西方哲学也出现了从知识论到生存论的转向。这一转向，首先是由马克思、海德格尔等大哲人发动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文学走的依然是知识论的写作路向，生存论的写作路向则往往遭到蔑视、打击和误解。这既令人迷惑，又令人感到焦虑。仅仅是从知识论的路向出发，文学作品本身的局限是不难设想的。这完全有可能导致文学和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和人生相隔绝。也许正是基于同样的认识，文学史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论述张爱玲的时候，曾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作家所需要的不一定是知识，而是她的人生的教育。”而即便是声称“夙短于文学”的思想家梁漱溟也“很知道文学就是对人生要有最大的领略与认识。”人生，可以说是文学的心。缺少了人生参与的文学，自然是无心的文学，至少也是空心的文学。脱离了活泼泼的、多样的个人存在，文学和人的距离，更是远而又远。我们很难指望这样的作品中能有多少鲜活的精神识见站立起来，更不能指望通过阅读这样的作品能让我们的生命、灵魂变得温润，因为它们本来就不关乎生命，不关乎人生。

尽管这种知识论的写作路向有着如此大的局限，一代又一代的写作者却往往在不经意间重蹈覆辙。长此以往，文学的路，自然是越走越窄。自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大散文，除了余秋雨、贾平凹、祝勇、刘长春、素素等有限几个作家的写作外，所走的同样是知识论的写作路向。按照谢有顺的说法，“文化大散文有一个普遍而深刻的匮乏，那就是在写作者在自己的心灵和精神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作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请求历史史料的援助，以致那些本应是背景的史料，因着作者的转述，反而成了文章的主体，留给个人的想象空间就显得非常狭窄，自由心性的抒发和心灵力度的展示也受到了限制。”文化大散文的写作要弥补自身那“普遍而深刻的匮乏”，就不能走——至少不能是单一地走——知识论的写作路向，而更应该是从生存论的路向出发，重构写作与生活世界、心灵世界的联系。若非如此，文化大散文就难以摆脱业已非常清晰的、贫乏而苍白的面孔。

也许是因为我头脑中对文化大散文有着这样一种理解，当我读到一位作家朋友一再向我推荐的散文集《奢华的乡土》、《路上的祖先》时，我既觉得意外，又觉得非常惊喜。这是因为，我和这两部散文集的作者熊育群对通常意义上的文化大散文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他是我所梦想的那“另一种文化大散文”的实践者。另外，坦率地说，尽管我事先对文化大散文的写作误区有一些看法，却是读了他的大散文作品以及相关的创作谈，才更全面地看清了文化大散文本身可能有哪些幽暗的角落。

《奢华的乡土》一书中附有一篇访谈，在被问到对时下的文化大散文的看法时，熊育群是这样回答的：“文化大散文我不清楚准确的界定，就我看到的一些被称作文化大散文作家的作品时，觉得他们的写作是取文学的方式传播知识。我这里用了‘写作’而没用‘创作’。我认为文学是一种创造，创作才是属于创造的。文学是要有作者自己灵魂的，有他的气息和体温，有生命的感受与体验，追求独创性。如果一种写作可以成为模式遭遇复制，就证明了它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因为真正的创作是无法复制的。这样的文化大散文我当然不会赞同。但一个散文作家写文化的历史的题材却是无可厚非的。前提就是它必须是文学作品。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不难发现，熊育群是很明确地反对文化大散文中那种知识论的写作路向的。“取文学的方式传播知识”，是“写作”而不是“创作”，没有“作者自己的灵魂”，没有作者的“气息和体温”，没有作者“生命的感受与体验”，是他对知识论这路文化大散文的缺陷的概括。

另外，熊育群对生存论的写作路向的贯彻也是自觉的、坚决的。他曾这样概括他个人的散文追求：“一，以有限的个体生命来敏感地、深刻地体验无限的存在，张扬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二，强调在场，就是写自己身体在场的事物，哪怕历史，也不是来于书本，而是来源于现实的存在，哪怕是一物一景，却是一个时空的物证，是时空连接的出发点，重视身体，身体生理的心理的反映是我得以体验世界、表现世界的依据；三，正因为个体生命的短暂，才具有强烈的时空意识，才打通历史，连接历史，这里的历史不再是文字记载、不再是知识，而是从生命出发的一次更幽深的体验，如同从现实的层面打开一口深井；四，表现方式上重视东方式的‘悟’，文字灵动，摒弃套话空话，语言是人的灵魂，像呼吸一样自然，像情绪一样起伏，像站在你面前一样真实；五，文字以最大限度逼近体验，因此，独特、别样是必然要求，个性是自觉追求。”

熊育群也将贯彻着这样一种文学观的散文称之为“新体验散文”或“体验主义的散文”。我们完全可以说，熊育群所认同的是生存论的写作路向。他对个人生命意识的肯定，对在场感的强调，以个人的具体存在来贯穿“纸上的知识”的主张，都说明他试图抵达那个概念的、逻辑的、反思性的知识世界得以成立的更具本源性的领域，也就是生活世界本身。据此，我们所看到的是另一种关于文化大散文的观念，另一种文化大散文的写作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