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过去了，回顾这一年的小说创作，我的基本感受是：谈不上失望，也谈不上惊喜。很多作家都在持续推出作品，写法依然娴熟，依然多样，依然保持水准。跟往年相比，有的甚至更娴熟，更多样，涉及的经验领域也更广阔，因此谈不上失望。然而也谈不上惊喜，因为很少遇到足以令人震撼之作，没有多少作品是超出预期的。我为此感到疲惫，隐隐有种危机感。

问题出在哪里？我确信试图写出独异之作的作家大有人在——在写下这个句子时，我脑海里很快就出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然而，作家的文学抱负与其作品多少有些不相称，有的是不得其门而入，有的则在为一种创造的幻觉所麻痹。比如说，一些被认为或自命为是现时代的先锋作家的作家，其实仍然跟马原、余华、格非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做着同样的工作，着力于形式实践。然而，由于这中间有着足足三十年的时间区隔，这种努力更多是一种无用功，一种重复劳动，因而变得有些荒诞。小说内部的可能性几乎已经耗尽，形式创新已变得异常困难，因此，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先锋小说往往是这样的：有的作品其实就是随笔而已，却被言之凿凿地命名为小说；有的只是借用了人类学的方法却缺乏人类学的严谨与小说的文学性，同样被命名为小说。诸如此类的列举还可以继续，其共同点是把一些非文学的文本强行说是文学文本，或是文体间的错位命名。

这种名与实的错位挪用，看似拓宽了小说的边界，事实上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创造。并且，由于这中间隔着三十年的时间差，偏执于形式的创新而忘记了现实和精神层面的探索，反而会显得无比的落后。一个可见的、显然的事实是，昔日先锋小说的叙事革命成果已经为今天大多数的青年作家所继承，所掌握，他们借此迅速地完成了诗学或叙事艺术的基本积累，继而开始进行个人化写作风格的建构。当然他们也尚在探索的途中，革命尚未成功，使命并未完成，可是相比之下，所谓的先锋作家可能是更为落后的一群。

问题出在哪里？我确信并不是因为作家过于懒惰。事实上，很多作家一直在勤奋地写作，也一直在勤奋地阅读。他们仍在努力消化博尔赫斯、卡夫卡、加缪、马尔克斯的文学遗产，同时敏锐地关注全球范围内同时代作家的新作，力求建立整全的世界文学的视野，成为世界文学共和国的优秀公民——我们只要打开微信朋友圈随便看看作家们发的书单就能确证这一点。甚至，在“70后”一代作家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不少人有着文学圣徒的虔诚。比如弋舟、李浩、阿乙。最近看到一则访谈，题目为《阿乙：我的这条命为文学而准备》，熟悉阿乙的人必定知道，他在生活中确实是这么做的。

客观地说，进行平行比较的话，中国作家写得一点都不差，甚至比国外不少名气甚大的同行还要好。如果说今天的小说界显得有些平淡，让人感到疲惫的话，那么这种状况可以说是全球性的。你会发现，读到的多数当代作品，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不管它的作者是来自中国、日本、英国还是来自美国、西班牙、冰岛或其他国家，大多无比娴熟，在技艺层面可圈可点。可是它们很难在思想的层面震掉你的预期，很少会让你觉得无从把握。读这些作品，你不能知道得更多，也无法获得更深的认知，因为它们所描述的大多是我们生活中已知的那部分，作家们的文学谱系也是清晰的。

还是那句话——谈不上失望，然而也谈不上惊喜。

问题出在哪里？我确信并不是出在文学的内部，而是在于，作家的思想视野开始变得日益逼仄了。今天的小说界，在思想层面存在着一种可怕的滞后——在文学向内转之后，阅读好像也跟着向内转了，多数的作家只关心狭义上的写作，只想知道狭义上的同行在关心什么，在写什么，却不再关心那些广义意义上的精神同行，比如哲学、人类学、历史学领域的同行在关心什么。

小说这一文体的出身并不高贵，但小说的重要性在于，它一度是走在哲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前面的。正如昆德拉所说的，“小说在弗洛伊德之前就知道了无意识，在马克思之前就知道了阶级斗争，它在现象学家之前就实践了现象学（对人类处境本质的探寻）。在不认识任何现象学家的普鲁斯特哪里，有着多么美妙的‘现象学描写’。”也正因此，昆德拉才有底气带着嘲讽的语气说：“我太害怕那些认为艺术只是哲学和理论思潮衍生物的教授了”。可是在今天，受新的理论思潮或哲学观念所启发形成新的文学观念的作品都不多，更遑论走在哲学和理论思潮前面。仍旧是以“70后”作家为例，虽然他们的知识构成并不是铁板一块，但是大多数人都可以说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们所借用的思想资源，大多是到存在主义哲学为止。

也不能光是指责作家，事实上，在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新思想的产生也开始变得迟缓了，巨人越来越少，巨人的身高也越来越矮。同时悖谬的是，不管是研究还是创作，专业化和细化的程度在日益加深，学科内部知识范式的转换却不再频繁，跨学科的融合与对话已成大势。

今天的小说创作，大概也难以逃脱这一悖谬。任何一个时代的先锋作家和先锋思想家，都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巨变有敏锐的感知力和判断力。可是今天绝大多数的作家在面对现时代的变化时，却显得如此后知后觉。比之以往，现实无疑是更加暧昧多变了，仅仅凭作家一人之力，已很难完全对时代做出准确的判断，更无法进行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因此，我们不能再要求作家做先知。如果还有作家想成为先锋的话，我想除了需要决绝的勇气，也要有合作的精神，要敢于跨出专业的藩篱及时地借鉴其他学科的新知，又要更彻底地回到文学本身，既与共同体的成员合作，又与他者对话。

在这方面，现时代的电影、电视剧比文学要远为成功，因为它们往往能够集结众人之力，吸收和借鉴哲学、科学方面的最新成果，将之转化为艺术。今天看文学作品，很少会觉得知识不够用或是完全无知的状态，可是看很多好电影，真的是觉得脑洞大开，会有一种紧迫感——它们所关注的问题迫使你持续思考，更让你迫切地觉得必须更新个人的知识结构。在好几个场合，我都拿英国的短剧《黑镜》来举例。为了清楚地理解这部短剧到底想表达什么，我意识到我必须比以前更深入地去理解技术批判理论，必须重新认知科技对生活的影响。也正因如此，今天写一篇电影随笔所花的时间，可能远远比写一篇文学评论的时间要多得多。

收到周嘉宁的新书《密林中》时，她所写题词令我印象深刻：“依然穿行于密林中”。这是她写作的自况，用来概括2015年的小说创作，无疑也是非常合适的。新年伊始，我期待我们能跨出樊篱，穿过密林。我期待一种新的叙事精神——它植根于我们的时代，是有想象力、洞察力和判断力的，有真正意义上的思的发现与艺术的洞见。形式先锋的可能性总会耗尽，可是在任何时代，精神先锋的世界都是无边的。

2015年12月13日初稿

2015年12月22日再改

2015年12月30日三稿

原载《小说月报》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