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很多人都对文学批评提出了批评，认为批评变得学院化了，变得非常封闭，陷入了一种失语的状态。但我觉得，文学批评对文学现场里出现的问题是有回应的。比方说，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有三种非根本性的热门话语，分别是城市文学、非虚构，以及代际批评。这三种批评话语的提出，就跟文学在短期内的变革需求有关系，可以说是对文学现场的热切回应，尤其是跟出版、期刊等形成了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而这些批评话语的得失，很多时候也需要与文学出版、发表等进行关联才能看出。

我之所以说这三种批评话语是非根本性的，是因为这三种批评话语都不是从文学本体出发的。它们并不是围绕着文学的根本话题而展开，比如什么是文学；它们也不涉及文学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怎么写的问题；它们甚至不涉及文学的价值论的问题，比如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坏的文学。

这里不妨从非虚构来谈起。非虚构写作成为一种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进而成为批评家讨论的话题，跟《人民文学》杂志从2010年开始设置“非虚构”栏目有关系。这个栏目先后发表了的《中国在梁庄》《中国，少了一味药》《拆楼记》《女工记》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其中《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作品以图书的形式进入出版以后，也是成功的，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与此同时，不少批评家也开始关注非虚构的问题，对它展开研究，使得非虚构成了最近几年来文学批评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又比如城市文学。城市文学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也开始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我注意到很多人呼吁要加大城市文学写作比例的原因主要有几个：第一，如今的生活现实迫切地要求我们关注城市。今天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人口，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给我们的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写好城市，其实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处理我们的生活经验。第二，在出版、发表和评奖当中，前几年所看到的主要都是乡土文学的作品，用李敬泽的话来讲，主要写的都是“我们村里的事”，看多了也就厌倦了，大家都渴望看到某种新的变化。因此，城市文学成为一个文学批评的话题，跟文学出版、发表等等，也是密切相关的。

代际批评其实也是如此。这几年，以代际来划分文学也较为常见，比如像70后文学、80后文学、70后批评、80后批评。这样的命名方式，在文学出版和文学期刊当中都非常常见。举例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80后批评家文丛”，“70后批评家文丛”也在筹备当中；河南文艺出版社则出版了“80后新活力文丛”，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收获》《创作与评论》《名作欣赏》《西湖》《青年文学》《大家》《边疆文学?文艺评论》等刊物，都先后推出过关于80后、70后作家或批评家的栏目。相应地，代际批评也成为最近几年盛行的批评话语。

对于城市文学、非虚构、代际的命名方式，批评界实际上有很大的分歧，包括它们能否成为一种批评话语，很多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觉得，从文学现场出发而论，这几种批评话语，都一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跟文学出版、发表等等形成了非常有效的互动。比如说代际的话语，这种命名方式其实是有局限的，可是它对文学现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借助这样一种命名方式，很多青年作家、青年批评家开始以群体的方式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一些佼佼者的个人形象也开始逐渐变得清晰。这里面，又以80后最为典型。如果不是这种命名，以及代际批评的及时跟进，我们对80的认识很可能是严重滞后的，也是片面的。这种以代论文学的方式在80后文学一代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之后，又带动了对70后文学、70后批评的关注，使得大家纷纷关注群体意义上的70后和90后。

然而也必须注意到，这三种批评话语的学理性都是有限的，很难在逻辑层面做到自洽。在这三种话语当中，相对而言，城市文学是可以进行理论建构的。但是像非虚构，如果想进行理论建构的话，遇到的问题就非常大。首先，我们始终无法给“非虚构”一个相对确切的、有效的界定。很多事物都没办法得到确切的界定，比如到底什么是散文，就始终有争议。然而，再没有什么比“非虚构”这个概念更模糊不清的了。前段时间，我回头读了吴义勤和李洱主编的《文学现场对话录》，参与对话的，主要是李洱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届的客座研究员。书的开头两篇对话，就是谈非虚构和虚构的问题。我发现像霍俊明、房伟、杨庆祥等都对非虚构这个说法的模糊性都有一种疑虑，也包括写了《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这两部非虚构作品的梁鸿，在里面也谈到自己对这种命名方式是有困惑的。另外，许多人，也包括我自己在肯定非虚构写作时，都有共同的出发点：文学创作正变得越来越书斋化，越来越与现实无关。尤其是虚构文学，变得毫无实感。很多人对非虚构的好感，是跟对虚构文学的失望是连在一起的。非虚构的这种命名，形成了一种很典型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而事实上，非虚构和虚构是很难截然分开的，两者就好比是左手跟右手的关系。对非虚构的强调，就好比是在右手受伤时，我们寄望于左手来完成某些工作；然而，要想真正进入上手的、自如的状态，还是得靠左右手的互相协调。非虚构和虚构的命名，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思维的怪圈，比方说，当文学一味写实，就反过来，强调虚构的意义；一旦虚构不能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又会反过来强调写实的意义。如果只是把颠倒的重新颠倒过来，我们就始终很难形成一种更为整全的文学观，即意识到好的文学作品是综合性的，就像傅雷所说的:“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巧，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

代际作为一种批评话语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最近几年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也在《创作与评论》杂志参与主持了两个以代际来命名的栏目——“对话70”后和“80后文学大展”（后改名为“新锐”）。在写文章，也包括看其他学者的文章或着作的过程中，我发现通常只有针对这些作家的个案解读才有较长的有效期，而像一些试图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理论建构的文章或者专着，很快就会失效，或者是从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说，有不少论者主要是想从文学传播、从媒介的角度来谈80后文学中出现的新变化，认为这是断裂的一代。他们的论述实际上跟现实状况是脱节的，他们所注意到的，只是较早受到关注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等作家，像王威廉、双雪涛、郑小驴、蔡东、文珍、马小淘、孙频、刘汀、李晁、陈崇正、陈再见、林森、甫跃辉、胡竹峰、草白、冯娜、吕魁、曹永、唐不遇、周齐林、寒郁、叶临之、包倬、宋小词、马金莲、王哲珠等跟文学传统有密切关联，出场方式也相对传统的作家，甚少会进入他们的论述视野，而这样的作家在80后写作中所占的比重又是非巨大的。

要而言之，对于这三种根本性的批评话语，我觉得既要看到它们的意义，也要看到它们的局限。文学批评固然要面向文学现场，立足文学现场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批评的使命所在，可是这并不是文学批评惟一的使命。批评还必须有一种自我建构的能力，必须在逻辑层面是自洽的，是有说服力的。这三种批评话语固然可以运用到批评当中，但应是将之作为一个理解问题的入口，在运用的过程中，还必须引入其他的视角，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还需要回到文学本体本身，从什么是文学、如何写作、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坏的文学等等基本问题入手，来寻找新的批评话语，这样文学批评才能真正获得它的独立性。

原载《文学报》2016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