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阅读经验，贾平凹几乎每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都会在“后记”中谈及一番写作的艰苦和创作该小说的雄心壮志，以及伟大的意义。比如，贾平凹将《废都》称之为是“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书；将《秦腔》的写作说成是要“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而在日前出版的长篇小说《老生》的封底上，贾平凹用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来道出其肩负的神圣使命：“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在接受某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贾平凹坦言，这是他的一次“民间写史”的尝试，是他构思时“最纠结”，而写作时“最随心”的一部小说。为了将小说写得更有文化意蕴和非同寻常的标新立异，贾平凹特意在小说中大段大段地引用了《山海经》的原文，并对其进行了自以为是的注解。贾平凹解说：“《山海经》是一个山一条水的写，《老生》是一个村一个时代的写。”但在笔者看来，这种食古不化，强与《山海经》攀亲的行为，无异于是在画蛇添足。如果去掉小说中这些形式大于内容，与小说毫不相干的假古董和多余的“水分”，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老生》的写作，就像阎连科在其《风雅颂》的每一个章节前面，引用一段与小说内容并无多少关联的《诗经》一样，玩的只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批评家们“大开眼界”，让他们在撰写评论文章时好为这种中国式忽悠的文字“创新”欢呼雀跃，拍手叫好。

纵观当今的中国文坛，许多当红作家的写作，就像是毛驴拉磨，由于被文学以外的太多东西蒙住了双眼，始终就是在原地踏步。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写作的技巧，而是过分的追新猎奇和精神维度的缺失。他们非常享受和满足的，就是那种被某些文学批评家们低三下四的吹捧和做“大师”的感觉。因此，除了在文本和形式上变换一些花样之外，这些江郎才尽，回天无力的文坛大腕们往往很难突破和超越自己。他们一部又一部的新作，常常表现出的，只不过是在创作数量上的文字堆积，甚至哗众取宠的忽悠。而小说作为一种虚构的艺术，能否像贾平凹所说的，越俎代庖地用来写“史”，恐怕稍有一点文学常识和历史知识的人，都不难回答这个问题。历史的书写，必须本着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容不得一丝半点的虚假和天马行空的随意发挥。司马迁为了撰写出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从十岁起就熟读古文，从二十岁开始就到全国各地去游学和考察，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寻访各地的名胜古迹，先后到过山东的曲阜、以及安徽、河南等许多地方进行过实地考察。惟其如此，班固在评价《史记》的写作时，高度赞扬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与此相反，小说作为一门虚构的艺术，需要张开的是想象的翅膀，它所展现的真实，并非是一种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的真实，而仅仅是一种艺术的真实。用小说来写史，就好比是用扫帚来表演的花里胡哨的书法，这只不过是贾平凹在创作中遭遇到瓶颈，无法从根本上突破时玩弄的一种“新招”，最终可能是将文学引向歧途。历史的书写，恰恰在于其令人信服的客观真实性，而并非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合理想象和大胆的艺术虚构。否则，历史就真的可能成为一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谁真要天真地以为，贾平凹在《老生》中写出的就是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的百年历史的话，那就无异于将《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中的神话故事当成了中国的历史，将孙悟空和猪八戒，以及脚踩风火轮的哪吒，这些子虚乌有的人物当成了古代的中国人。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论小说艺术》中说：“写小说的艺术在于：尽可能少地着墨于外在生活，而最强有力地推动内在生活，因为内在生活才是我们兴趣的根本对象。——小说家的任务，不是叙述重大事件，而是把小小的事情变得兴趣盎然。”用电视节目娱乐大众的手法，一味地标新立异，以小说来戏说历史，吸引读者的眼球，这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并不仅仅是第一次。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第49章中，仅有初中文化，在家时学习并不好的“煤球王”良子，到了西安之后，居然渊博得就像一个历史学博士，“出息得没有他不懂的”。他对小说中的主人公刘高兴说：“你们谁晓得秦国为啥打败六国统一了天下？”当读过高中的刘高兴迷惑不解时，良子却得意地告诉刘高兴说：“秦国人爱吃牛羊肉泡馍，战场上，秦国人背着牛羊肉背着干饼子就出发了，兵贵神速，所到一地很快就做饭吃了，而那六国人没有牛羊肉泡馍，淘米呀，洗菜呀，七碟子八碗地吃呀，秦国人已经杀进营了。秦国人打败六国是饮食打败的！”紧接着，“煤球王”良子还对刘高兴发表了另一通高见：“西安是没有菜系的，为什么，因为西安是十三朝古都，皇帝在皇城的时候，全国各地都要把他们的菜拿来竞赛，西安就如同是一个大饭桌，各类菜都来摆，慢慢就没有什么大菜了。”由此可以看出，贾平凹对于历史的理解是多么的肤浅。关于秦国为什么能够打败六国，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对中国历史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思考之后指出：“在为兼并天下而征战不休的所谓‘战国七雄’中，秦原本是最没有‘资格’统一天下的。最有‘资格’的是齐”，“秦的成功，除秦国国君雄心勃勃，秦国上下同心同德外，还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孝公的图治，二是商鞅的变法”。而历史知识本身就非常贫乏的贾平凹，在《老生》这个“新瓶”里，装的却仍然是其过去写作中的“旧酒”。它与我们所说的历史，可说是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贾平凹在《老生》中所谓的“民间写史”，完全就是在用一种追求故事的新奇和刺激的方法，依靠怪力乱神来“戏说”的历史。如《老生》开篇的第一段描写：

秦岭里有一条倒流着的河。每年腊月二十三，小年一过，山里人的风俗要回岁，就是顺着这条河走。于是，走呀走，路在岸边的石头窝里和荆棘丛里，由东往西着走，以至有人便走得迷糊，恍惚里越走越年轻，甚或身体也小起来，一直要走进娘的阴道，到子宫里去了？

这样的描写，与其说是在“写史”，倒不如说是在用悬疑的笔法写出的《新天方夜谭》，或者“贾平凹版”之《鬼吹灯》和《盗墓笔记》。这样的写史，除了容易导致读者胡思乱想，把历史当做儿戏之外，我们还能从小说中得到什么？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贾平凹明明宣称《老生》是其写得“最纠结”，用力相当深的一部作品，但只要认真读一读小说，我们就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贾平凹以往小说中的诸多故事和细节，总是在《老生》的字里行间汩汩而出，挥之不去。如：

在被押解的人中，我看见了四凤，她穿着一件新衣服，却沾满了血，担着一个担子，担子的前笼里放了块石头，后笼里就放着她哥三海的头，嘴张着，塞着一条尘根。

事实上，将被杀者的头颅砍下，把尘根塞进死者嘴里这样的描写，早已经成为了贾平凹小说撩拨读者好奇心和刺激读者荷尔蒙的必杀技。在其小说《怀念狼》中，贾平凹就曾经进行过一次如出一辙的“塞尘根”大展：

也就是狼灾后的第五年，开始了白朗匪乱，是秋天里，匪徒进了城，杀死了剩下的少半人，烧毁了三条街的房子，那个黑胖子知县老爷的身子还坐在大堂上的案桌上，头却被提走了，与上百个头颅悬挂在城门洞上，每个头颅里还塞着各自的生殖器。

把性描写当做“味精”，把男女的生殖器当做道具来展览，这早已成为贾平凹小说中屡见不鲜的一道招徕读者的“私房菜”。对于这种专门瞄准脐下三寸的描写，英国作家劳伦斯一针见血地说：“偷偷地、狡诈地搔动人的想象中的炎症是当代色情的一个绝招儿，这最下流、最阴险了。”除了喜欢在小说中拿男人的尘根来做噱头之外，贾平凹还特别喜欢在小说中讲述一些无聊的黄段子，甚至动辄就拿女人的经血和阴部来说事。说到地形，贾平凹在小说中就一定要装神弄鬼地说到风水，说到风水，就一定要说到女人的阴部。根据贾平凹在小说《油月亮》中的一段议论，我们或许可以寻觅到贾平凹对于性的畸形的酷爱：“对于女人的生殖器，乡下人有着乡土叫法，简单一个音，ⅹ，名字很不中听。所以又以另一个音替代，但这音没有文字写出来，就只好别替为‘瘪’了。有学者说中国的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吃，一个是关于瘪上。”贾平凹的小说《饺子馆》，几乎就是在讲述一个黄段子一样的色情故事。在贾平凹的许多小说中，几乎都离不开女人的阴部和经血的描写，而这些描写，无一不是胡编乱造的恋污癖加上欲火中烧的情欲想象。在《老生》中，李得胜和雷布带领游击队员和保安队进行了一场殊死的决战。在战斗中，负责布哨的二魁，从口袋里掏出一疙瘩血棉花套子就往负伤昏迷的李得胜脸上抹了个红脸。说是可以给李得胜避灾。原来刚才交火时，二魁打死了一个保安，而十几个保安追过来时，二魁躲进了一个厕所。厕所里正好有个妇女蹲着，这妇女来了月经，他就要了那染红的棉花套子装在身上。在被保安队追得鸡飞狗跳的生死关头，二魁居然向正在“方便”的妇女要经血棉花套子，请教贾平凹先生，这二魁的脑子难道真的是被驴踢坏了，还是本身就是一头蠢驴？由此看来，贾平凹在写作时光顾着追求小说的刺激和搞笑，却丝毫也没有考虑到事件发展的逻辑和合理性。在《怀念狼》中，那些打猎的男人常常是将女人的经血布带和经血棉花套子带在身上，用于避邪。这种犹如巫婆的咒语一样，令人不可思议的“经血避邪说”，总是被贾平凹津津乐道，如醉如痴地写进小说中。

为了在小说中营造出一种神秘莫测的氛围，贾平凹常常在小说中塑造出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描写出一些神神道道的怪异现象。如《废都》中那个貌似乞丐，却并非乞丐，仙风道骨的奇人，居然就像《红楼梦》中那位麻屣鹑衣，脱口吟出《好了歌》的跛足道人，出口就说出：“一类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类人做‘官倒’，投机倒把有人保。”在《老生》中，那位身在生死两界，长生不死，专门为死者唱丧歌的老者，让我们看到，贾平凹的小说写来写去，却始终跳不出其固有的思维定势。读老庄而仅仅得其皮毛，用怪异的现象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生活，甚至无法治愈的疾病，几乎成为了贾平凹小说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只要一写到疾病，就一定是癌症，就必然要写到患者的身上长了瘤子，其住家附近的树上，也必然会出现许多稀奇古怪的疙瘩或者怪包，并且被贾平凹在小说中称之为是患者癌细胞的转移。这一在贾平凹的小说《艺术家韩起祥》、《古堡》、《佛关》和《秦腔》中反复出现过的描写，再一次被其故伎重演地照搬进了《老生》中。贾平凹一面雄心勃勃，任重道远地宣称 “我有使命不敢怠”，一面又是以如此投机取巧和偷懒的方式来进行文字的拼贴，这的确是应验了贾平凹在《老生》后记中所说的“要写出真实得需要真诚，如今却多是戏谑调侃和伪饰”。

读《老生》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贾平凹将小说的虚构和历史的真实稀里糊涂地混同成为了一回事。正因如此，在许多涉及到历史真实的地方，贾平凹的写作都非常不靠谱。如，小说中写到大跃进时期的集体食堂，以及人们无比向往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吃集体伙食时，公社干部刘学仁不仅被贾平凹说成是与冯蟹合作得非常好的“黄金搭档”，而且在吃饭之前还率先带头唱起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对历史一知半解的贾平凹哪里知道，“黄金搭档”这个词，却是早些时候随着一则风靡一时的保健品广告和近年来的电视娱乐节目才风靡一时的一个时髦用语。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支歌曲根本还没有产生。它是在1963年，全国掀起向雷锋学习的高潮中，作为故事片《雷锋》的插曲，由胡松华首唱，经农奴出身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的再度演绎，才在全中国广为流传的。如此闭门造车，用小说手法的凭空虚构写出来的“历史”，可说就是对真实历史的一种戏弄和蓄意篡改。这种想当然的历史书写，在贾平凹被书商们赞誉为“十年浩劫，民族史诗”的《古炉》中，早已出现端倪。通过小说中的描写，我们知道古炉村是一个坐落在中国大西北贫穷闭塞的小山村。在贾平凹的笔下，古炉村领导在强调了“一定要加强民兵训练和学大寨修梯田”之后，欣喜地告诉社员们说：“公社新到了十辆手扶拖拉机的指标，原本没考虑给古炉村，鉴于古炉村工作出色、条件简陋，就将指标拨给古炉村。”看到这里，笔者不禁哑然失笑。当时的古炉村，村民们连饭都吃不饱，一个小小的公社居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弄到十辆手扶拖拉机指标。一个长期居住在西安大都市里，仅仅依靠闭门造车来追溯其曾经经历过的文革时期农村生活的贾平凹，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记忆这种东西，往往是最靠不住的。企图用小说写史的贾平凹先生，连一点基本的历史常识都没有。据笔者所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手扶拖拉机根本还没有投产。而在《老生》中，贾平凹这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任意改写，可说是更加大胆罢了。以致连“非典”和“周老虎”这样人所共知的重大新闻事件，也被贾平凹当做了“新闻串烧”和历史，改头换面，大段大段地写进了小说里。这种故事不够，用新闻来凑的现象，正在成为当今某些江郎才尽的着名作家最后的拼命一搏。

多年来，由于受到某些文学批评家们的过度赞美，贾平凹小说中暴露出的性变态和恋污癖，一直被其甘之如饴地自我欣赏着。越是肮脏和性变态的东西，越是被贾平凹如醉如痴地喜爱。《老生》的写作，集中体现出了贾平凹过去小说中常见的坏毛病。如：

栓劳和马生都冻得清鼻涕流下来。……马生用手擦了擦鼻涕，笑着说，咱两个狗皮袜子没反正么，啊你是主任，你是主任呀！手拍着栓劳的后背，也顺势把鼻涕抹了上去。

刘学仁看着他，竟然没有骂，也没让他学牛叫，说：张开嘴！墓生以为刘学仁要看他的舌苔，还说：我没你嘴大。嘴张开了，刘学仁却把一口痰唾进去，说：让你长个记

性！

他要在会上批判惠黄花。惠黄花这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在地上抓了一堆鸡粪就往嘴上抹，说她这嘴是吃屎的。

笔者认为，贾平凹在《老生》中的性描写，几乎就像是在拍“毛片”和写“黄段子”，根本就谈不上艺术性，而只是一味地在挑逗和刺激读者。在贾平凹的小说《美穴地》中，苟百都心痒难挠地觊觎掌柜美貌风骚的四姨太。竟然在夜里数次起来去茅房，在经过掌柜和四姨太的窗下时，听到了“动静”，回到床上就再也睡不着，继而将手淫出来的脏东西涂抹在墙上。而贾平凹在《老生》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在书写着那些污秽和色情的描写：

他的脚步像猫一样轻，蹲在人家的窗根听里边的两口子在说什么话，在弄出了什么响动，然后回家去先骂着女人都叫狗ⅹ了，再摸弄自己的尘根，从村南到村北，从东城门到西城门，每次想着一家的媳妇，将脏物射到炕上去。炕墙上斑斑点点，觉得每一个斑点都是一个孩子，他已经有了成百上千的孩子，这个村子就都是他的。

事实上，这种在窗下偷听或者偷看别人做爱，在贾平凹的小说《秦腔》和《古炉》中都

有如出一辙的描写。而《老生》中以下这样的描写，可说与贾平凹在此之前小说中诸多的性描写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窑场仅仅过了一个月零三天，张收成的毛病又犯了。这一天拾了柴禾让毛驴驮着回去，驴下坡时他又不行了，掏出东西寻驴，而驴一步一步往下走，他一步一步撵不上，偏被在坡上一个割草的人瞧见了，检举给了闫立本。

这种等而下之，人在发情的时候奸驴的描写，早已经成为了贾平凹小说中爱不释手的常用“桥段”。《老生》中的张收成，完全就是《病相报告》中景川奸驴的翻版。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所有的男人仿佛都不是男人，而是赤裸裸的畜生，《废都》中的庄之蝶，虽然身边到处都是漂亮的女人，但性欲亢奋的庄之蝶完全就是把做爱当饭吃，把女人当成了自己的一个个精子库。除了做爱还是做爱。而在《病相报告》中，贾平凹笔下的驴，却被变成了女人，只能供男人在发情的时候泄欲：

毛驴是在那里吃草，腰身拉得吊吊的，滚圆滚圆的屁股在阳光下泛着油光。我（景川）突然冲动起来，解了裤带向驴走去。但当我与驴干事的时候，驴无感情，驴依旧是

吃它的草，我动一下，它往前走一下，再动，再走，一步撵不上一步，气得拿脚踢驴脚，驴回过头来叫了一声，目光看着一边。我骂道你在骂我，也朝一边看了一眼，野芦苇站着的竟是王有才。

对于这样丢人现眼的事，王有才不但见怪不怪，反而鼓励还未完事的景川继续干，并炫

耀地告诉景川说：“这号事在荒原上算什么呢？”王有才在前年就干过这头驴的母亲。王有才不仅怂恿景川奸污这头驴，而且还主动充当起了景川奸驴的帮凶，并煽动欲火中烧的景川说：“你来吧，我给你把驴牵住。”以写性为最大的乐趣，贾平凹的小说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小说怪异的“性交大全”。在《猎人》中，作为一个大男人的猎人戚子绍，居然被狗熊提起翻了个身，抓下裤子一股脑奸污了。乃至使戚子绍在被奸后感到“屁眼非常地痛”。在《油月亮》中，尤佚人的母亲在地里收麦子时，因为疲乏睡倒在麦捆上，出人意料地遭到了一只狼的奸污，于是生下了疯疯癫癫，甚至将自己的尘根割下的疯子尤佚人。在《怀念狼》中，一户姓傅的兄弟分家过活。老二做棉花生意，其妻子半夜到户外去解手，被一只正在往里钻的狼一爪子抓烂了下身，失血过多而死，其女儿在磨坊里又被一对匪兵轮奸，匪退后，邻居的阿婆用烤热的鞋底焐女儿的阴部，居然焐出了一碗精液。在《老生》中，贾平凹继续发挥其在性描写方面过人的“天赋”，将做爱和偷情这档子刺激读者荷尔蒙分泌，地摊文学所喜欢干的事，编造到了出家的和尚身上：

白菜的男人却不住手，竟把和尚的裤子撕开，说：长了个啥东西爱ⅹⅹ的！拿起剪子要铰。和尚爹呀娘呀地求饶，他们不铰了，却给了个碗，，让和尚自己弄出精水来，要求限天亮能弄出一碗就饶了他。和尚在那里弄起来，他们就在寺里翻寻，能拿的东西都往怀里揣，揣不了的全砸烂。到了天明过来看和尚，碗里的精水只盖了碗底，和尚趴在地上。白菜的男人说：就这点本事还糟蹋别人的媳妇？踢了和尚一脚，踢得和尚翻身过来，和尚却已经死了。

就像一只生不出蛋的鸡，却偏偏逼着自己硬生，并且还要拼命高产，一个早已进入老年的人，居然一两年就要写出一本长篇小说，贾平凹先生实在是太为难自己了。《老生》的写作，彻底暴露出了贾平凹创作力的急剧萎缩。无奈岁月不饶人，贾平凹在近年来的写作中，已经明显表现出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保持其广受追捧的虚名，自以为始终可以宝刀不老的贾平凹，甚至只能靠自我重复和投机取巧来写作。如《古炉》中霸槽去山坡上拉屎，跟后掮着铁锨紧随其后的那一段描写，就是对《世说新语》中刘伶嗜酒，移花接木的描写：“（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又如：手电筒打亮了，就放在院子中央的地上，他们要看灯光到底打多高。我的神呀！就是高！一根白光柱子，高得直到天上星星。狗尿苔说：“牛铃，你说人能不能顺着这光柱子爬上去？”牛铃说：“人爬不上去。”狗尿苔说：“能爬上去就好了，可以摘星星。”这段看似非常精彩的细节描写，只不过是对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相声《醉酒》的顺手牵羊。这种偷梁换柱的创作方法，在《古炉》中可说是屡见不鲜，令人遗憾的是，众多的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却对贾平凹这种不良之风视若无睹，甚至对《古炉》大肆吹捧。不是将其飙捧为炉火纯青，落地生根的文本，弥补了中国乡村“文革”历史的书写，就是将其夸耀为富有挑战性的写作，不仅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而且是一部巨着，一部堪称大作品的长篇小说。这些罔顾事实，架秧子似的集体起哄和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文学评论，可说就是文学批评集体堕落的最好的证明。

正因为无论是顺手牵羊，还是移花接木的描写，都会得到文学批评家们热烈的掌声和廉价的吹捧，在《老生》中，贾平凹才敢毫不脸红地故伎重演，将《三国演义》中曹操误杀吕伯奢和割发代首的故事改头换面地剽窃进了其小说中。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在向董卓献刀的阴谋被识破之后，立即逃出城外，飞奔谯郡。路经中牟县，被守关军士捕获，交给了县令陈宫，陈宫被曹操的“忠义”所感动，竟然弃官与曹操一起出逃。三天之后，逃到了曹操父亲的结义兄弟吕伯奢家中。吕伯奢热情相迎，真心相待，在家中没有好酒的情况下，决计去西村买一壶好酒来款待客人。而疑心生暗鬼的曹操，却误以为吕伯奢是企图邀功请赏，外出举报曹操和陈宫。遂与陈宫拔剑，不问男女，一连杀死吕伯奢一家八口人。在匆忙出逃的路上，又将已吩咐家人杀猪，自己已买回两壶好酒和果菜的吕伯奢一并杀害。在《老生》中，贾平凹将这段着名的故事改头换面地写成是游击队领导人李得胜想吃糍粑，和老黑两人来到青栎坞玩。在沟里寻着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儿子在外为人做木匠活，儿媳也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就剩下一个六十岁的跛子老汉。老汉热情接待，旋即煮了土豆在石臼里拿木槌捣。在将土豆捣成泥状之后又拿去蒸。在闲聊中，李得胜告诉老黑说：“我就是共产党！”正说着，门吱呀响了，两人回头看，跛子老汉出了门，踉踉跄跄往屋后跑。李得胜唰地变了脸，误以为老汉是偷听到了自己是共产党，准备去秘密举报，遂将已经到了后山坡的一棵花椒树下，正在忙着摘下花椒叶往糍粑里放，做出美食款待李得胜和老黑的跛脚老汉一枪毙命。如此的照猫画虎，贾平凹在《老生》中究竟会书写出怎样的历史也就可想而知。

笔者曾在《〈带灯〉与贾平凹的文字游戏》一文中，批评《带灯》中四处泛滥的虱子和陕西乡下的农民总是用唾液当发油，这一类反复出现而又匪夷所思的细节描写。想不到，我行我素的贾平凹居然具有超凡的定力，在《老生》中一如既往地自己抄袭自己，再一次将这些无聊的噱头统统书写进了《老生》中。“原来如此等老生”的贾平凹，为我们奉献出的，就是这样如此匪夷所思的文字大拼盘。

原载《长江丛刊》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