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坛早已如同一个大型的农贸集市，聒噪之声沸反盈天的今天，刘再复这尊曾经一度在中国文坛销声匿迹的学界“大神”，经过出版商们的精心策划和重新包装，在一阵紧锣密鼓的集体吆喝声中，又重新“跳”入了人们的视野。一部部浸透着浓厚商业气息的刘氏学术专着，尽管大都炒的是冷饭，却被出版商们披上了一件又一件华丽的外衣，不是将其浮夸为“文艺学领域的经典、曾激发无数人的思辨”，“中国现代文学中主体论文艺学最重要之文本”，就是将其飙捧为“无与伦比的触及中国文学根本的文学批评力作，相信它将给整个中国文学界带来巨大的震撼。”这种一厢情愿，媒婆似的廉价吹捧，更像是一出洋相百出的闹剧，尽管它可以使刘再复的学术着作在一片吹吹打打的唢呐声中热闹登场，但却丝毫也不能掩盖刘再复这些学术着作低劣的“工程质量”。我们看到，刘再复的许多学术文章，不但非常缺乏严谨，而且在使用材料时，往往都是一味在故纸堆中去觅食，人云亦云，缺乏应有的甄别和思考。在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刘再复不加分析地使用一些可信度极差的材料来建造其学术“大厦”，最终岂不如同是炮制出了一堆“豆腐渣”？

在刘再复与人合着的《罪与文学》这部被吹捧为“无与伦比”的文学批评“力作”中，笔者发现，刘再复不但热衷于拾人牙慧，而且还特别喜欢啃别人嚼过的馍，在未经任何仔细考证和认真思索的情况下，就将某些名人并不恰当的观点和评价当做宝贝，作为自己学术论文的原材料，从而率尔操觚。1766年，54岁的卢梭用了前后四年的时间，写成了为其浪得虚名的《忏悔录》一书。在书的开篇，卢梭写道：“我在从事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全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我如实地描绘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可鄙可恶绝不隐瞒，是善良宽厚高尚也不掩盖：我把我那你所看不到的内心暴露出来了。”这种以假乱真的书写，旋即欺骗了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为卢梭赢得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车尔尼雪夫斯基曾高度赞扬卢梭：“除了他的天真无邪之外，他还是一个对当代人神秘莫测、为后代人极易理解、既狡猾而又善于洞察人心的人，一个对人们充满柔情蜜意的、天才的、品德高尚的恨世者。”托尔斯泰对卢梭更是赞赏有加，他被卢梭的伪装彻底忽悠了。在卢梭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的今天，刘再复却仍然在啃前人嚼过的馍，不加分析地说：“卢梭的《忏悔录》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身世与灵魂的自传。它的伟大之处，是不顾一切把自己的经历（从童年到五十三岁）和人性世界展示给人间去评说。”“卢梭的《忏悔录》却把隐私公开化与公众化，他用文学语言这种最公众化也是最恒久的诉说形式把自己的身世与灵魂和盘托出，一切都展示于阳光之下和人类的眼底，这种写作行为本身，便是向虚伪宣战，体现的正是文学最高的伦理道德责任——真诚与真实。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事件。而《忏悔录》的文本，又揭示一种真理，即‘人不完美’、‘人性有弱点’的真理。”

“知人论世”，这是中国古典文论中一个人所共知的基本常识，从事文学研究多年，暴得大名的刘再复，其许多学术研究都是在重复别人走过的老路，在并未对卢梭进行过多少仔细研究的情况下，就像矮人看戏一样，跟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地随声附和，遽下结论。由此不难看出，刘再复在撰写文章时，寻觅的完全是一条终南捷径，这就是，随意将名人现成的观点和判断不加分析地放进自己学术的篮子里，并借此唬住别人。事实上，现实中的卢梭，完全是一个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世故圆滑的“文坛高手”。卢梭清楚地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最渴望的就是真诚，老谋深算的卢梭便假借“真诚”的名义，把自己打扮成世界上最真诚的人。卢梭煞有介事地吹嘘自己的《忏悔录》说，有谁在进行忏悔和解剖自己的灵魂时比卢梭做得更好？卢梭告诫人们，完美的品德应该是热爱“真”、“善”、“美”，待人善良和富有同情心，但在骨子里，卢梭却是一个冷酷无情，不讲良心的人。卢梭到朋友家里，只要看到是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就会趁主人不留意，顺手牵羊，据为己有。卢梭不仅凭空诬赖过那些无辜者，甚至连自己的亲身儿女都从不愿抚养。卢梭一面冠冕堂皇地向世人宣称：“没有一个父亲会比我更加慈爱”，一面又拒绝承担一个父亲最起码的责任，将自己五个亲生的孩子全都送进了育婴堂。其情妇华伦夫人曾多次倾情帮助过卢梭，在卢梭最困难的时候对其伸出过援助之手，但当华伦夫人在生活落魄的时候，卢梭对华伦夫人却冷酷无情，置之不理，完全视若路人，以致使华伦夫人在贫病交加和无比的绝望中不幸而死。卢梭在《忏悔录》中看似真诚，毫无保留地暴露出的那些所谓的“可鄙”和“可恶”，其实都是经过了仔细的选择和精心加工的。因为卢梭知道，这些生活中所谓的小瑕疵，不但不会损害卢梭的“光辉形象”，反而会让人们相信，人无完人，真实的卢梭更加可爱。

基于对罪与文学皮相的认识，刘再复在谈论文学时往往就像是一位于姓女同志在谈《论语》心得，好端端的一个选题，常常被煲成了一锅放错了底料的“心灵鸡汤”。刘再复在《忏悔意识与中国思想、文学传统的局限》中写道：“中国有两个着名的帝王，一个是越王勾践，一个是南唐后主李煜，两个人都在战争中失败而成为俘虏，这使他们的地位产生巨大的落差：从帝王变成了囚徒。面对巨大的失败，勾践的负疚感是愧对先王，因此他决定复仇：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东山再起，他没有想到干戈之下无数生灵涂炭。而李后主却是另一种负疚感，这就是对生灵百姓和生命本身的负疚感。因此，他为了自己的臣民免遭涂炭之苦，宁可妥协，肉袒出降。这固然有力量悬殊、弱不敌强的原因，但也有李煜承受国家灾难的大慈悲心：宁可背负丧失祖宗社稷的罪名，也要让百姓免受战祸之累。他的诗词所以动人，就是他的悲情与受苦的百姓完全相通，从而流溢于一种普世的哀伤”，“这些诗句所以能成为千古绝唱，一代一代地打动读者的心灵，除了诗中具有极高极自然的艺术技巧外，最重要的是这些诗带有老子所说的那种‘受国之垢’和‘受国不祥’的情感。诗词的每一句都承担着国家百姓的耻辱与灾难，每一句都连着人间普遍的命运难以掌握的悲伤。这里只有悲伤，没有哀愁；只有眼泪，没有干戈。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给李后主以极高的评价，认为他的诗词境界乃是接近神的境界。”

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一直存在着一种令人忧虑的“粉丝现象”。许多学者和批评家只要崇拜谁，就顶礼膜拜地将其作为偶像，疯狂地进行追捧。这种头脑发热的追捧，无可避免地使他们的研究和评论往往丧失理智。王国维作为李后主的铁杆粉丝，一个劲地将李后主吹捧得天花乱坠：“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而作为王国维粉丝的刘再复，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却真假不分，菽麦不辨。刘再复说：“李后主达到这种境界很难得，王国维能发现这种境界也很难得。”刘再复的学术本领，就是将王国维嚼过的馍，津津有味地再嚼一遍，并且欣喜地告诉世人，王国维嚼过的馍，味道好极了。刘再复怎么会知道李后主就不喜欢当皇帝，而心甘情愿地做一个亡国奴？如果李后主真的这样想，那纯属是被驴踢坏了脑子。现实中的李后主，并非像刘再复凭空想象的那样，心系天下，成天忧国忧民，而是一个每日陶醉在酒池肉林，女人都玩不过来，一味沉溺于个人的诗词写作中，无暇顾及百姓疾苦的昏君。李后主所谓的“宁可妥协，肉袒出降”，只不过就像是时装模特走上T型舞台，展示给天下百姓观看的一场大型的表演秀。在李后主“肉袒”之前，赵匡胤早已经为李后主的投降开出了最好的条件：“为使李煜及其妃嫔降后生活舒适，乐不思蜀，赵匡胤诏令工部先在熏风门外皇城南、汴水滨大兴土木，营建一幢俨若皇家宫苑的花园式府第，赐名‘礼贤宅’，虚苑以待。”也就是说，李煜的“肉袒出降”，完全是有条件的。唯其如此，李煜在宋兵围城之际，才表现出了罕见的淡定，仍然沉浸在其走火入魔的诗词“创作”中。面对囚车，李煜居然词兴大发，创作并吟诵出了一首着名的《破阵子》：“三千余年家国，数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惯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苍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对此，苏轼曾愤怒地痛斥说：“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别离曲哉！”而在王国维看来：“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像李后主那样只要能够写出几首像样的诗词，哪怕是山河破碎风飘絮，举国的人民流离失所，也照样堪称是王国维们疯狂追捧的好皇帝。举国百姓的性命，也抵不过李后主的几首诗词？刘再复之所以五体投地，不加分析地跪倒在王国维的面前，甚至将王国维的谬说进一步推向巅峰，瞎掰说李煜的《浪淘沙》和《虞美人》“每一句都承担着国家百姓的耻辱与灾难，每一句都连着人间普遍的命运难以掌握的悲伤”，这完全是因为刘再复缺乏创见，只会重复他人。而重复他人是最不费劲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