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5期

                                一

钱穆先生作为史学大家，于文学独为钟情，他之论述高屋建瓴以至宏大如航拍，于今日欧风美雨的文学话语中自有体统。要之，钱穆之品评文学，除却其个人的直觉体悟外，常常渗透着儒家伦理的文化诉求。比如他对金圣叹品评《水浒传》大为叹服，却对圣叹列《西厢记》于六才子书中大为不解，以其“重才轻德，亦非文学史上一识途老马矣”。说来有趣，钱穆的理由是，西方文学每以男女恋爱为主题，“而中国文学内容则多在夫妇方面，少涉及未为夫妇以前。如《西厢记》中之张生与崔莺莺，未成婚前已有男女私爱，亦因崔夫人先有许婚之预诺而生。先许终身，但两人误犯此会真之一幕，遂使两人遗留此下毕生一大憾。幽会先成，事后追忆，欢欣之情已淡，而惊悸之魂犹在，遂成张生之薄幸。西厢之月夜，非礼越矩，此则有创而难守，新者已如梦之过，而旧者则回首已非，收场之卒成一悲剧，亦其宜矣。故《西厢》一书虽其文字优美，然终不得不为中国文学之上选。”

当代读者似乎不免要对钱穆先生之文学标准哑然失笑，这种以礼制伦理为文学准则的批评路径，莫不正与早先三十年已被弃之如破履的意识形态批评同出一辙么？只是革命中国所盛行的左翼意识形态在钱穆那里则替换为一种儒家礼仪意识形态。（当然二者的差异依然是一目了然的）钱穆之评文学，自有其过人之处；但钱穆之评西厢，也自有其简陋之处。重述钱说，非在具体之结论，而在于它所引发的思考：伦理批评——即由某种伦理规范而衍生的文学批评是否真的如二十世纪形式主义者（或所谓语言本体主义者）所攻击的那样一无是处？如其不然，这种古老的批评路径又将如何在现代性的背景下重新焕发生机呢？在我看来，胡传吉的文学批评实践很大程度上正是对这一命题的回答。她的文学批评，如林岗教授言具有“狐狸的智慧”，又如谢有顺言具有“为批评立心”的精神品格。只是在我看来，她批评的出发点是在“美善合一”的古老传统丧失的背景下，以个体的灵慧悟性盘活那些沉沉睡去或面目全非的古老伦理资源。于是，她所祭出“不忍”、“同情”、“自罪”、“羞感”等关键词便是为失传的文学传统唱出的挽歌；只是，她并非原封不动地搬用中土祖宗遗产的原教旨主义者。不难发现，她的批评资源，既兼容中西，取法孔儒耶稣，秉持“美之信仰”的立场，但又对现代性背景下的审美难题具备“了解之同情”。也许可以说，她的批评，既是在寻找伦理批评的现代品格，也是在现代驳杂的背景下，探寻重申美善合一的可能。

在今日竞相以西化文学话语为尚的批评场域中，胡传吉所使用的文学批评话语颇为与众不同。在《中国小说的情与罪》这部批评文集中，“不忍”、“羞感”、“自罪”、“同情”等术语构成了她批评大厦的重要基石。这些术语极少被人用于二十世纪以降的文学批评。因为它们事关一种精神姿态，于文学的品格和境界有极大关系，但它们又缺乏叙事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甚至解构主义等理论话语那样具体可感的抓手。甚至就是“存在主义”这种同样事关生命灵魂的理论，也要比“不忍”、“羞感”、“自罪”、“同情”这些来源驳杂的理论工具来得顺手得多。可是，迎难而上的批评之旅，不仅是胡传吉的批评雄心在发作，更是迎向一个合体统有尊严的精神坐标热切呼唤的结果。她无意搬运中西大哲诸多体貌庞然、已获威权的理论来护法加持，她所要做的，乃是为她用全部生命体悟发现的精神坐标显影塑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