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名作欣赏》2013年第4期，有赠删

于坚说朵渔“注定要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位诗人，因为他把握了这个世界上某种被称为诗意的东西。”[ 于坚《向母亲求救》，朵渔《追蝴蝶――朵渔诗选》，诗歌与人特刊，2009.5]老实说，诗意有很多种，其他很多诗人也把握到某种形式的诗意，但是朵渔却如此不同，朵渔是我们这个时代终于出现的诗人。

诗歌应该怎么写，很多诗人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很多诗人有明确的方向，然后就一生为这个方向所局限。而朵渔是一个“时间中的诗人，他的诗歌呈现出生长着的变化”。朵渔是一个具有很强的思考能力和反思精神的诗人，他自言诗歌经历三个阶段：身体、发现、现场。朵渔曾经是下半身诗歌的干将，这个期间他诗歌的追求是“身体”的解放，那个轰轰烈烈的下半身宣言，如今风流散去，但却似乎只有朵渔有过反思：

我的“下半身”大概持续到2003年，这期间的一场病对我既是启示也是劝阻，警示我身体的乌托邦更甚于语言的乌托邦，对“身体性”的偏执强调对自我既是一种打开也是一种封闭。[ 朵渔《追蝴蝶（后记）》，朵渔《追蝴蝶――朵渔诗选》，诗歌与人特刊，思潮性的东西，往往是时代话语的交汇和碰撞，某种个人话语也寄身其间寻求发声的机会。但是，思潮又往往是最缺乏个人性的，即使是那些以回归个人为口号的思潮，如回归日常经验的第三代诗和倡导身体解放的下半身诗歌。因此，朵渔以下的这些话真的是令人深思：（写诗）“刚开始时，虚荣心是一种强大的支撑，也正因此，表面的、感伤的、潮流性的东西最能影响一个人，这其实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潮流性的东西，其浮躁、速成、无个人性，对一个初学者来说都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朵渔《追蝴蝶（后记）》，朵渔《追蝴蝶――朵渔诗选》，诗歌与人特刊，朵渔十年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少有的变化。变化和思想活力互为表里，朵渔思想中对个人性的追求使他总是不断勇敢地“将过去打包送走”。如果说身体写作阶段，朵渔的诗歌是在公共的话语掩护下寻找个人的经验的话，那么他所谓的第二个阶段――发现，其实正是对某种确定的、公共的、已成乌托邦话语的叛变。这一次，朵渔选择了自己去看，自己去发现。他说：

诗歌首先是“看到”，比如场景、细节、声音、光线、情绪等；然后是发现，是洞察，从这些世界的现象中发现真相，并从真相里看到普遍的道理。[ 朵渔《追蝴蝶（后记）》，朵渔《追蝴蝶――朵渔诗选》，诗歌与人特刊，在后现代的文化理论中，“看”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看”并不必然会“看到”，不同的位置、立场、身份的“看”最终“看到”的并不一样，所以，朵渔的“看到”里面就不可能没有发现，没有洞察。而更重要的是，现在，他不为自己设定某个固定的话语灯具，让它去照亮隐匿于漆黑之中的现实。于是，他就从某个潮流性的话语中脱身，作为一个个体去“看到”，去发现。

但是“看到”有不同，发现也有深浅，朵渔所谓第三阶段的“现场”，似乎是指一种能够将时代的现场、历史的纵深以及价值创造联系在一起的写作，面对这个自我期待，他说他“深感羞愧”“徘徊犹疑”。

但是，我却要说，朵渔是这个时代独特的诗人，是这个时代一直在呼唤而终于出现的诗人。我认为朵渔的写作，勾连着一种亟需得到肯定的文化价值，在一个价值溃败的时代，在一种“多少恶的质素从中滋生”的黑暗中，朵渔通过写作所确认的关于诗歌的功能、诗人身份的想象对我们启示良多。

诗歌和诗人其实是一个被不同的时代所投射和对象化的变量，二十世纪文学史上，诗人的身份几经巨变。在胡适那里，新诗人是围剿旧文化的急先锋；在徐志摩，诗歌被塑造成了浪漫潇洒的现代抒情方式；及至艾青、田间，诗歌是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更是有现实功用的政治宣传品；在郭小川，诗歌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号角；在北岛，诗歌又是一种政治抗议的先声。关于诗人身份的变化，一个相对概括的说法是“从一体化的体制内的文化祭司，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与‘体制’、‘庞然大物’既反抗又共谋又共生的文化精英，到90年代以来身份难以指认的松散的一群人”[ 转引自《在北大课堂读诗》第42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

诗人身份的变迁，也激起了关于现代诗歌、现代诗人的功能的讨论。譬如在南帆看来，当代诗歌的功能“在于保存某种另类的少数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