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杨克诗歌研讨会
时间：2016年8月23日（下午）
地点：南方报业传媒大厦3号楼601会议室
   
    主持人：感谢大家，首先我们邀请南方报社的领导王更辉发言。
   
    王更辉：各位文学界的媒体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在这里举行杨克诗歌研讨会，借这个机会我谨代表南方报社对杨克先生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杨克首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作为广东诗坛的领军人物，他始终保持着澎湃的创作热情和良好的写作状态，最新作品集《杨克的诗》出版至今，已经多次重印，以高水平的文字同时获得专业人士和广大读者的热捧。杨克是南方报业多年的好友，自2010年至今已经连续7年担任南方报业与省作家协会、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共同承办的广东建设文化强省项目——广东小学生诗歌节的评委会主任，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昔日稚嫩幼弱的小学生活动项目已经成为一个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活动。杨克从1998年开始主编《中国新诗年鉴》，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担当，也引领了诗歌年选的风潮，他所倡导的民间立场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依据。

    多年以来杨克一以贯之的全方位、多角度的创作为诗歌事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心血，我们一直为南方报业有这样一位挚友而自豪，更为南粤土地孕育出这样杰出的诗人代表感到骄傲。南方报业一直秉承着高度的文化担当与社会责任感，以传播优秀文化为重要使命，从2012年起南方报业联合人民文学杂志社、广东省作家协会发起主办南方文学周，经过五年的用心打造已经成长为南国书香节的重要板块之一，更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文化交流平台之一，作为本年度南方文学周的重要环节，杨克诗歌研讨会在南方报业举行，我们深感荣幸和责任重大，将以无缝对接的标准做好研讨会的各项工作。

   今天下午曾念长博士“新世纪文学体制变迁研讨会暨《断裂的诗学》新书发布会”也将在这里举行，期待各位专家取得丰硕的研讨成果，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有请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蒋述卓老师发言。
   
    蒋述卓：各位作家、各位教授，各位同行，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跟广东省作家协会跟人民文学杂志出版社联合举办的这样一场文学周的活动，首先要代表广东省作家协会对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表示感谢！尤其是外地来的专家不辞辛苦，到了这儿，刚刚放下行李就参加了这场活动，非常辛苦，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们下午在这里举行两场活动，一场杨克诗歌研讨会，应该说广东省作家协会高度重视，南方报业集团高度重视，所以专门给杨克举办诗歌研讨会，这是对广东文学的一次宣传，也是外地专家和作家、评论家对我们的一次支持。

    杨克应该说是我的老朋友，他的诗歌创作很有个人特色，在很早的时期，在他出版了他的诗集《太阳鸟》、《图腾的困惑》时，他还在广西我就读过他的诗歌，也和他一起参与过对广西诗歌创作的讨论，后来他到了广东之后，一直坚持自己的创作，写的诗歌应该说长年来质量很高，立意点很高，也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个性，更重要的是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诗歌里面，从早期来讲，也有他对于诗歌很重要的一些人文思考，包括对现代的思考。我以前读过他的比如《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等等，这些诗歌都是比较著名的，都包含了工业化和农业化之交如何保持一个诗人的思考，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近些年来他一直投身在诗歌当中，而且做了很重要的诗歌年鉴，以个人之力，和团队下面的一部分人把《中国诗歌年鉴》一直做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好些出版社也很给力，给他出版。按理来说这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来做的，但是他们能做下来，也是做得非常好的。应该说对文学，包括对诗歌的推动是极其巨大的，尤其是去年他把他的诗整理成《杨克的诗》加以出版，反响很好，已经印了三次，作为诗歌来说能印三次，得到那么多的热捧，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文学氛围在进一步浓厚，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诗歌有一定的读者粉丝，也有社会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要对杨克表示祝贺，表示敬意，祝贺他在以后的诗歌创作中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今天下午我们还要开一次文学体制变迁和新时期文学的研讨会，就是曾念长博士所出版的一本书，叫《断裂的诗学》，他选择的是98年这一年的整个文学思想和行动，包括文学的事件、文学的人物、文学的文本来进行认真的思考，也提出了自己很有见解的一些思想，也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他是福建人，又是在福建工作，福建闽派批评做得非常有声有色，一直以来评论家非常多。在福建的评论家有谢有顺，谢有顺带出来的人也非常多，所以你的福建老乡能有这样的成果，也是我们值得在文学周加以研讨和加以推广的，我也祝贺曾念长博士，我们也希望将来的时候，我们跟各省的文学创作者和文学批评家加强联系，共同推进文学大发展、大繁荣。祝会议研讨圆满成功，祝各位专家开心、愉快。
   

    主持人：谢谢蒋主席！下面有请本场研讨会的学术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教授。
   

    张清华：非常惶恐，今天来到传说中的南方报业集团的大楼，在这样一个人文思想激荡荟萃的地方，来开杨克先生的研讨会，我个人觉得非常有意义，让我来做主持，我非常惶恐，在座的各位可能更适合这个角色，可能考虑到我是远道而来的和尚，我就充当一下报幕员的角色，时间比较紧张，只有2个小时，接下来要求各位朋友发言，也要限制一下时间，希望每位在座的朋友都有机会说几句，因为杨克的确是中国当代非常重要的诗人，刚才两位领导的发言虽然是领导发言，但是我认为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给出的评价是非常有高度、非常准确的。
    我个人觉得杨克先生是最近30年来中国诗坛非常活跃的，也是非常具有文化自觉和写作自觉的诗人。今年是2016年，让我想到整整30年前，1986年中国现代诗歌大展也是在深圳进行的，当时是和合肥的诗歌报合作举办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同时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诗歌运动。我一直认为现今的中国诗歌格局和1986年的这场诗歌运动有很重要的关系，也就是说，1986年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奠定了之后中国诗坛的基本格局，大致分为两个向度，一个是学院、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个价值倡导的向度，比如说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非非主义等等，这些派别后来成为知识分子写作这一脉，另外一脉就是大学生诗派，还有韩东领导的“他们”，还有日常主义，这些基本上生成了后来的口语写作，发展了十几年以后，1999年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论争，就是盘峰诗会，在盘峰诗会上我第一次认识杨克兄。咱俩见面就是在盘峰诗会上，而且我知道盘峰诗会上，杨克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写作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骨干。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杨克直接参与了最近30年中国诗歌的精神、思想、文化方面的运动，并且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成长为一个极具实力、有代表性的、有很重要意义的诗人。今天我们来回顾他的诗歌写作，我个人觉得应该在一个更长的历史向度上、时间跨度上、在更大的格局上来看待他的写作，不只是把他当做一个个体，因为重要的诗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个体，他一定是和整个时代的写作格局、写作流脉以及写作动向发生关系的这样一位诗人。我就不占用太多时间，我说的算是一个小小的开场白，因为杨克诗歌确实展现了很多方面，一方面有口语写作的倡导，同时包含了非常内在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担当，虽然他是民间写作的成员，但并不意味他的写作没有知识分子的精神，相反我觉得他有非常强的、自觉的责任感，还有特别鲜明的当下感、现实感，他能把个体的经验，把时代大的宏阔的景象或者时代的公众经验汇于一体，以他非常有特色的语言方式呈现出来，表现了一位成熟诗人的风格和气象。

    我就简单说这么几句，接下来请各位发表高见。我想还是请有顺，虽然身在广东，但是作为全国批评界的风云人物、领军人物，先让你定定调。
   

    谢有顺：清华老师叫我开个头，我就说一下，杨克首先是一个诗人，他对我来讲也是朋友，甚至某个程度上也是我的老师，我们在一起上班很多年，我出差来广东，杨克鼓动我别回去了，福建那种地方有什么好待的，留在广东吧，极力地让我留在广东，并且是他联系南方都市报，所以我就留在了这栋楼工作了很多年。

    那段时间跟他也有非常密切的来往、交流，甚至后面的一些研究、写作，参与的很多活动都和杨克有关系，所以我心里面对他心存一份特殊的感念，在此之前他寄过诗集给我，也读过他的诗，但来到广东之后，读到他的诗更多。我特别怀念。当然那段时间的杨克我最熟悉，我也觉得最饱满，就是1998年左右的时候，他的创作力量很旺盛，我们一块参与《中国新诗年鉴》的编辑，并且借由《中国新诗年鉴》，也影响了中国诗坛后续的发展。经过十多年，我们再回想这件事情依然有非常多的学术上的、诗学上的东西来讨论、来沉淀。

    这次诗坛的分裂和发展源起于杨克的新诗年鉴，现在出诗很容易，选年鉴也很容易，但起点在杨克，中国新诗年鉴出版之前，很多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年度诗选，完全是以杨克的个人能力出了这个选集。并且为了使投资出版这个选集的人不要亏太多，我还写了挺长的书评。当时别人以为我有什么诗歌方面的政治、诗歌方面的谋略的想法，但确实没有。我是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多卖一点诗集，如果卖不出去的话就会狼狈。后来被解读为好像南方人要北伐，南方人要另起炉灶，但中国的诗歌却是到了那样一个节点，就是关于如何面对当代现实、日常生活，甚至如何面对中国经验，在1998年前后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是一个问题，被提出来，被讨论，我觉得呼应了中国文学一些内在的东西，所以杨克和《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所引发的这场论争是中国诗歌界一直就有的博弈、对话、矛盾，我觉得这是借由南方来挑动，但确实有内在的矛盾因素在里面。任何一场论争都是有意气的，人家说论争要理性，要心平气和，但是鲁迅的哪场论争不是很强烈的呢？如果都很温和的话，论争就不会成为一个事情了，甚至不会把一些问题呈现出来了，所以没必要过度解释这些东西，但回过头来确实有些东西被揭示出来。
    有这样一段时光，杨克本身有几点很特别，他作为一个诗人，对诗歌现场和诗歌实践本身的参与性，这种参与性我觉得是诗歌的一部分。中国新诗长期以来慢慢被边缘化，或者很多人觉得成为了小众，我觉得和整个诗歌生活被破坏有很大关系，当然我们不好简单地用古典诗歌做类比，确实相当长时间里面中国的诗人和诗歌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很少有中国诗人真正是躲在书斋里面伏案写诗而成名的，我们古代的诗人从来都是在行动、在思考、在生活，都在生活的现场里面写。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诗歌的繁荣或者发展，我觉得跟重建一种诗歌生活是有关系的。如何才能有一种健康的诗歌生活，肯定要跟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样一种诗歌的实践有关。无论是诗歌的活动还是诗歌的出版，包括年鉴、年选这样一种类型，一种对诗歌的观察和遴选方面，杨克能做很多的事情，而且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编年鉴这样的事情，持续编了十多年，每年要出一本，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靠自己个人的关系在找钱、找人来支持这件事情，而且这个支持里面没有任何要求回报诉求的，这是很不容易的。包括后面杨克主编的书也好，他大量扶持了一些文学新人，包括他后来主编杂志，甚至他最近投入很多关于网络文学、网络诗歌这块，这说明他介入文学现场，而且把诗歌实践做好、做成功的这种能力。这个能力我觉得对于杨克的诗歌写作是有帮助的，诗歌写作其实完全在诗里面而不介入社会，或者说缺乏对这种诗歌现场的记录能力，可能诗歌会越写越沉重，越写也越没有所谓的生活的、现实的气息，我觉得很多诗人是需要现实活动实践这个层面对他的平衡。
    我为什么讲到这个观点？我想起胡兰成写的一本书，其中说到有一个陶艺家告诉胡兰成，我虽然是陶艺家，但是不能天天烧艺术品，我天天要烧一些日用品，如果长期烧艺术品，我的艺术感觉就会越来越狭窄、贫瘠、脆弱，通过烧碗、碟子来平衡我的艺术感受，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观点，通过日常陶艺品的烧制来平衡他的艺术感受，让他的艺术感受不至于非常贫乏、非常脆弱。你读杨克的诗就能感受到它里面的宽阔，他对生活的那份热情，包括他对当下生活那种敏锐的、特殊的记录方式，其实和杨克的这些诗歌实践活动是有关系的，那段时间杨克写了一系列的诗，包括《天河城广场》、《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等等，经常被反复引用的一些诗，都包含着他对诗歌的一些理解和当代社会的观察，他的诗歌里面有如此坚实的日常性，甚至有肉感的，能够触摸的细节作为他诗歌最重要的基础，我觉得和杨克对诗歌现场的介入，对诗歌实践的热情，对他艺术感受的平衡，是非常有关系的。在他诗歌里面有最坚实的肉感的东西，有摸得到的细节，有带有色彩的符号，比如《天河城广场》，它是能够代表广州某个城市特质的一个地方，他借由这样一些细节的捕捉，或者是有质感的，有肉感的诗歌意像书写，他找到了观察这个社会的方式，也找到了他作为一个生活和与诗歌之间的关系。
    杨克的写作并不是空谈，这确实是他的生活，也是他对生活的态度，这是很重要的，很多诗之所以能够影响人，是因为他抱着如此真实、真诚的态度在写，他笔下的日常性能够让我们觉得真实，甚至某个角度让我有细小的感动，是因为杨克真的这么生活，他真的这么来看世界，真的这么来建立自己和生活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他的诗歌不仅仅是一种不只是纸面上的或者观念上的一种解读、阐释。如果只看到杨克诗歌当中的日常性，可能也是不够的，好比有很多人把口语可能理解成一种浅白的口水或者是把所谓的日常生活理解成普通的、表层的过日子，我觉得这是浅薄的。其实日常性的背后当然有诗性和思想性，从平常的细节背后当然也隐藏着所谓的心灵和精神，杨克的口语也好、日常性也好，不是有些人所理解得那么简单，他就是对生活表面的一种抚摸，他借此总是有一个探求生活的本质，包括诗人如何在这样一种日常性里面保持那种精神的自尊，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知识分子性，也可以说是他诗歌里面内在的那个核，如果只有口语和日常性，没有内在的核或者没有那种能够照亮诗歌那束光，可能他的诗歌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口语和日常性被庸俗化，他们很多时候只看到了口语或者日常性的方面，没有看到口语或者日常性要到达的那个地方或者它最终要呈现和解决的问题。杨克至少有这么强的一个自觉，就是他在这样一个日常性的背后有一个精神的核，这个核里面并不是虚幻飘渺的东西，其实就是作为一个人在这样一种生活、喧嚣、复杂、纷繁甚至目不暇接里面如何保持一个人的特殊性和那种精神的自尊。其实有这么一点的追求，诗歌的品质就不一样，也就值得令人尊敬。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杨克的实践性、日常性和杨克自身的精神性这种关系的同构，构成了特殊的一个杨克，而且在98年我认识他之后，这十几年，我觉得他在这方面特别饱满，也特别为大家所认知、认可，这跟这三个层面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就说这些。
   
    张清华：谢谢！实践性、日常性、精神性的结合，对杨克诗歌的评价非常中肯。接下来有请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何言宏教授。
   
    何言宏：非常高兴参加这次南方文学周和关于杨克诗歌的研讨会议，我前面听了蒋老师和清华老师的发言，我非常赞同，也非常精辟。我想把自己对杨克诗歌的一些感受跟大家交流一下。
    多少年前我对杨克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的编纂就一直在关注着，我想很多人也都在关注着，这次会议刚好能够提供一个契机，让我们静下心来，坐下来完整地思考一下杨克的诗歌实践。这么一想，就像清华所说的，如果是这样来思考，我觉得应该对杨克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些特殊的、重要的地位，给予认真的思考和阐述。这样的诗歌地位和他的诗歌实践是很难分开的，我觉得杨克的诗歌实践应该分在中国当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甚至政治，甚至文化的一些诗歌转型的背景来考察、来看。
    实际上在这么多年以来，复杂的社会转型当中，中国诗歌已回应了而且也表征着这种丰富的转型，也是在这种复杂的转型以及对诗歌自身和社会关系的处理当中，诗歌在自己的话语、精神立场、美学、诗学、甚至文体和语言方面都在塑造着自己，每位诗人都对诗歌的思考和实践是不一样的，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诗学风貌。
    杨克在这其中，他有自己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这种独特性和丰富性，也是大家很容易把握的。一是他的诗歌创作，毫无疑问诗歌是用文本来实现的，我们在80年代杨克有一首重要的诗歌，就是《走向花山》，这首诗今天回过头来看，实际上它的独特性更加应该被我们重视，因为他写的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换一种诗歌的文化思路，从中国本土少数民族的表达这种诗歌来看，可能它的意义和价值能够显得更重要和独特。杨克在台湾的一本诗集《有关与无关》，这组诗在诗集的开篇，他眼光的独特性和他后来的城市诗歌写作形成一种对照和反差；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首诗的重要性应该得到新的阐发。随着社会转型和杨克生活的变化，他来到广州，诗歌风貌出现了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表现在几方面：一方面是对都市的表达，对都市的书写。城市诗歌一直都有，但是一直都不是很发达，前不久我们研究所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国际诗歌节，在此之前我们特意做了中文诗歌创作比赛，发掘出了一批上海人写上海的诗歌，我们就是力图来挖掘一些上海不同年龄段的诗人们对上海这样一个都市怎么表达，挖掘的最后结果，我个人觉得上海缺少像杨克这样的对上海进行描述的诗人，虽然杨克写了广州的酒吧、机场、火车站等等当地的都市景观和空间，但我们不如再放大来看，杨克写的是北上广，刚好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前沿城市的一种景观，在这个意义上，杨克不光是广州的、广东的都市诗人，实际上代表了中国都市化转型，都市诗歌的一个高度，我觉得得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杨克的城市诗歌。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杨克的诗歌写作的全球视野，我看杨克的诗里面第一集写全球化的国际事件和重要人物，很少有诗人能够集中回应全球国际事件当中的重要人物，比如他写《人民》，他写了伊拉克等更广阔的全球事件中的人民，在以后新诗的发展中可以发展出一种新的形式写作。
    17日下午我们召开了一个世界诗歌论坛，在那个会议上有人提出来现在全球时代很多重要的诗人都承担着一种开启新的诗歌维度的重任，我觉得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当中，杨克的都市写作和全球视野可以开启两个重要的维度，随着重要的都市转型和全球化的深化，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肯定和重视的写作。除此之外杨克日常生活中的写作有的非常精妙，我特别喜欢，精神细节的表达非常重要。在这样一种题材的重要性下，杨克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批判性，在这点上对都市化进程，杨克采取了批判性的精神立场，有些是充满着争议的揭露，这也是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和重视的。
    在诗歌写作之外，大家也会经常谈论他对诗歌的编辑，比如《中国新诗年鉴》一直坚持到今天，确实很可贵，自身就构成了新诗史难以忽略的一个部分，也值得我们认真梳理和去总结等等。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张清华：谢谢言宏，他的发言我觉得非常具有当代性的文化宽度，视野很广阔，而且对杨克诗歌在中国当下的现代进程、工业化的进程、城市经验的展开过程当中的独特的地位，这个阐述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言宏一向发言是非常到位的，但我觉得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到位。
   接下来有请张柠兄。
   
    张柠：我跟杨克是老朋友，在广东省作协经常吃午餐的时候一起讨论文学，也经常发生一些争执、争论，我算是比较早写对他的诗歌的长篇评论的，第一次写他的评论时，我把注意力更多放在他广西时期对花山、小银孩那些现代文明少有污染的那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书写，那是我比较关注的，我也关注到他对城市和对现代物质层面的书写。我觉得杨克的生活本身是一种诗的生活，一个诗人的生活，因此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在他眼里面都可以变成诗歌，这点是特别重要的，在中国古代的诗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事物被古代诗歌穷尽了，写尽了，而我们的历史比较悠久，比较长，诗人也比较多，世界的事物被诗人穷尽了，我们能够写的东西不多，像月亮、花、小草这些东西，实际上很难写出什么新意来，诗的历史太悠久了。当代诗人唯一可写的是古代诗人没见过的东西，比如广场、小蛮腰、一种新的事物、一件时装，古代诗人没有写的东西，这是他们可以写的地方。所以我特别关注当代诗人没有入诗的部分，其实是非常难的，有些诗人一看见城市，一看见现代的物、商品就无话可说，一看见大海、月亮、草就开始抒情、开始写了，实际上他是对古典诗意的一种当代延续，只是增加一点东西，而对于一个新的事物，让他入诗实际上是比较困难，他很容易写成没什么诗意的东西，这对诗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要求的不是技术，而是对世界的态度。所以一首好诗可以写一切，杨克就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他面对一个陌生的事物，他有惊喜的能力，我们讲道理都会讲，我会讲故事，但是不会写诗，因为我们对新的事物没有惊喜，在这点上我确实挺佩服杨克，换句话说他是有一颗童心，就是他对事物有一种惊喜的能力，比如小蛮腰，大家都在谈，但他把它写在诗歌里，他写广州，写天河城，写小蛮腰、写物质、写商品，这种写法实际上跟他早期写《花山》是一样的，他在面对广州现代化城市时，面对广州现代化所有的事物时，甚至一种食物，能够没有把入诗的事物写进诗里面，要求诗人本身对世界的好奇和新奇能力，这就是诗性。
    有一个电影叫《上帝也疯狂》，一开头有一个原始部落的原始人面对可口可乐的玻璃瓶从天上掉下来，他很吃惊，跟玻璃瓶聊天、说话，说了半天玻璃瓶不理他，于是他把玻璃瓶打碎，玻璃瓶把他的手划破了，后来碎片就变成了一个打仗的武器。新诗跟古典诗歌相比它有稚性的成份，杨克是诗人，他对任何事物保持了惊喜，你能写月亮，但你能写手机吗？你每天都跟你的身体和目光接触的那个东西，你不能写，你只有闭上眼睛写一个遥远的东西你才可以写，我觉得不算什么。我们通过他的诗歌可以看出一个诗人对这个世界所有事物的基本态度，诗歌不是哲学，诗歌也不是思想，也不是理论，它就是诗歌，不可替代。一个诗人对待世界所有的事物他怎么写，怎么让一个食物、一个建筑进入你的诗，如果它硬性地进，会变成很生硬的东西。
    为什么这样一种诗歌应该是现代汉语诗歌最正宗的诗歌呢？在当代诗里面很多人都认为它不错，但是它并没有成为一个标准，就是新诗一百年以来的标准仍然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标准太多了，谁都没有搞一个标准，杨克搞一个新诗年鉴是一个标准，北京又来一个年鉴，又是一个标准等等，诗歌标准太多了，等于没有标准，诗歌标准的建立，我觉得确实需要更长的时间，尽管杨克做新诗年鉴很多年，但是标准仍然没有建立起来，需要更多人继续努力，我认为这个方法，这种观察世界的态度、姿态，最终把不曾被诗歌接纳的事物安顿到诗歌里面，这个方向是现代汉语诗歌写诗正宗的方向，而杨克的诗歌创作就在这一点上。
  
    张清华：张柠兄从一个当代诗学的角度来谈杨克，有一点非常重要，杨克是一位能够处理当代经验，尤其是陌生经验和新的消费符号、文化符号，能够处理这类新东西的诗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难度，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能力，我非常赞同。
    接下来有请醒龙谈谈他们的看法。
   
    刘醒龙：参加诗歌研讨会，感觉特别边缘，刚才大家谈了真理，我不谈真理，我就谈一下我怎么样认识杨克。
    1997年鲁迅文学奖颁奖在广东大厦，我们下午到，在大厅里还在报到，第一次与杨克见面，他是自来熟，他们晚饭之后带你们去吃广东的特产，晚饭之后，我们一起到佛山，我现在还记得那个餐馆的名字，那个餐馆的老板叫地主龙，关于这件事情杨克写过一篇文章，讲湖北三位作家怎么吃广东的虫子，虫子一端上来，方方就到门口吐了，讲到池莉吃了一点，他说我吃了很多，我今天在现场也纠正一下，为什么纠正这件事情呢？我在他的博客上纠正过，把我说反了，我只吃了蚂蚁煎鸡蛋，池莉是每一样都尝了一下，这恰如每个人的风格，一个诗人通过一些细节来体现每个人的行文风格，正因为他是一个诗人，所以他对生活细节观察的时候会略微有偏差，他和小说家不一样，小说家一定要有诗歌情怀，小说如果没有诗性，没有诗歌情怀，这种小说是很糟糕的。
    我最开心的是我的作品还有诗歌情怀，同样我认为诗人一定要懂得小说的叙事，我很喜欢诗，我经常读诗，杨克从我打记忆开始，他经常给我寄年鉴，我收藏了很多杨克的诗，杨克在我个人的诗歌图谱里面。也就是我能记住的，我印象深的，我喜欢的中国诗人里面可能也就20来位，你一定在其中，我的意思是说杨克确实有小说的叙事意识。
    我刚才谈到我们认识之初的那个故事，恰恰因为他是诗人，他对一些细节出现某种程度的偏差，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现在有些诗歌里面，我就不说了，每一首诗，甚至有一堆的细节，读起来感觉到一地鸡毛，我觉得诗歌可以写细节，但是要少写，诗歌重点还是抒情，我是这样认为的，杨克的诗对细节的选取把握得非常精准，哪个地方写，哪个地方不写，而且在一本诗集里面，你被这种抒情开始有点审美疲劳的时候，他突然来一个像小说细节的精彩笔法，一下子让人很振奋，让我很喜欢读杨克的诗，我们算是同龄人，这种年纪还能把诗歌情怀保持得如此充沛，令人钦佩。谢谢！
   
    张清华：都说小说家的记忆是特别精细的，也算是对杨克兄广东生活的一个揭密，你的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是写出来了的，也留给我们很多想象。《杨克的当下状态》这首诗我特别喜欢，它说“在啤酒屋吃一份黑椒牛扒”，过着中产阶级生活，这是盘峰论争会议上，徐江说王家新特别有名的金句，叫做“我们今天来是向知识分子学习，向中年写作致敬，但是某些诗人在我看来，开着私家车，搂着洋妞，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冒充中国流亡诗人”，非常刻毒，但说的也不无道理，击中软肋，“过上中产阶级生活”，也是杨克兄的不言自明的一个状态，不算秘密，你没有开私家车，但是你是“打的”，“走过花花绿绿的地摊”，我相信你是故意把自己的身份降了一下，“在没有黑夜的南方/目睹金钱和不相识的女孩虚构爱情”，我们好像远远地都看到过，“他的内心有一半已经沉腐”，这是非常牛的，就像鲁迅在《一件小事》把自己也写进去，也把自己当下的思想活动表现了一下，虽然这只是小小的一个自我揭示，后面“偶尔从一堆叫做诗的冰雪聪明的文字/伸出头来”，我觉得是一个自我的提升和绑定，就是我不管经历什么样的日常生活，我都要绑定在另类诗的位置上，“像一只蹲在垃圾上的苍蝇”。很多年前我读到这首诗当时是很震惊的，可不可以再有一句，或者像一位坐在美食前面的绅士。
    我就随便插几句，醒龙兄也算是知人论世，他对细节的处理保有了小说家的敏感，小说和诗在这点上是一样的，相通的。
    接下来请华栋。
   
    邱华栋：91年的时候和杨克一块出了一本诗集，我那本叫《从火到水》，刚才几位的发言我觉得特别精彩，蒋主席谈到杨克多个方面的才能，像编《作品》，这些年真是这样，我们编刊物出身的，能把《作品》变得这么有声色，封面图用得这么好，还有98年的时候你编年鉴的意义，我觉得这些地方，几位诗友的发言都特别精彩。
    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读一首你的诗，今天来参加南国书香节，我总是说“书香书香”，你们都不读书，书怎么香，同样，诗歌研讨会，你这本诗集里面有两首关于飞机的诗，一首叫《在白云之上》，我念一下：

在白云之上
透过飞机的舷窗
我看见不太远的远处
左上方
另一架飞机在飞翔
                          
许久许久
它仿佛一动不动
像一枚别针
银白的机体
被太阳照得闪闪发亮
 
移动是看不见的                  
我知道它在高速行进
它走我也走                      
像一对孖生兄弟
 
几朵吐烟圈的云
闲庭信步
比翼双飞的大鸟
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老庄
也想象不了这景象
 
突然  是谁改变了航道
天空这纯蓝色的电脑桌面
被谁轻轻点击鼠标
把另一只飞鸟删除

    另外一首稍微长一点，杨克兄的诗为什么在当代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南方你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在这么多诗人里面你是魁首，这么多年下来，觉得你这么重要的地位，因为你写的就是当代的事物。这首诗极具时代感，从我们的当下生活里面提取了这么多诗意，用固定的方式沉淀下来，人是时间的动物，诗也是时间中的囚徒，这段时间过去了，我们怎么来认知，来发现，来琢磨我们现在经历过的这些年月，而杨克的诗恰好是一个时间的标尺，一个时间的刻度，我觉得这个诗人能在这个层面上做得好就很好了。你有的诗有很强大的收缩性，合起来拉开它的速率、节奏、语言的简和繁，我觉得掌握得都是一个大师的手笔。从精神上来讲，你的诗给我一个透亮的感觉，就跟人一样温暖、平和、正派，一个透亮的东西老是在你眼前闪耀，我想起你的人和诗，我自己都会微笑，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的诗。谢谢！
   
    张清华：谢谢！接下来有请熊育群先生。
    熊育群：我跟杨克的缘分非常不浅，有很多话说，但往往有时候是灯下黑，我没到广东之前，来广州拜访的唯一一个诗人就是杨克，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广州人。我觉得要说好杨克的诗还挺困难的，比如知识分子写作跟民间写作，我很困惑他是站在民间写作的立场，但还是有知识分子写作的那种内在的东西，他的诗特别丰富，不好去定位，我试图能够梳理一下，有几个特点，不一定全面。
   刚才张柠讲到诗歌对现代新事物的一种观照，能够把它入诗，这点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强，特别是《走向花山》开始到今天的诗歌，有很大的变化，他原来那种是很大的诗歌意境，有一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情怀，到现代生活入诗，跟原来的题材相对传统相比，从题材写作、手法、思想、资源应该说统统的都变化了，我认为他有都市性、南方性，还有现代性在里面，他有一种迷茫、怀疑、十分投入的矛盾心态，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有一种现代西方的思想，他体现了一种民主、平等、开放、自由的思想资源。从审美上，张柠讲得很对，他有惊喜的能力、趣味性、日常性进入他的审美范畴里面，我觉得在这方面，他的特点也很明显。还表现在对时尚的敏感，比如他有博客等等，跟他的人很统一，他是一个很时尚的人，我的心态跟他比，我的距离跟他比较远。在写作上，还有一个特点，他就是那种瞬间的悟性，就是写当下及时的东西，有点像日本的俳句，他写作题材的丰富性，比如《天河城广场》，这是经济政治变迁的东西；写《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这是社会变迁；《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那是主旋律的东西······他自己写自己《杨克的当下状态》，包括《有关与无关》。《杨克的当下状态》肯定是他的自画像，也是社会当下一种自嘲，用了垃圾、苍蝇这样的意象，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现代人的精神画像，就是一种热爱又矛盾又颓废、又迷茫的精神气质，他的这种丰富性是值得探索的，他的创作体现了这点，我们要分析起来，的确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我就讲到这么几点，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张清华：谢谢熊育群兄的言简意赅。我们请坐在对面的伍方斐先生。
   
    伍方斐：谢谢清华老师！杨克的诗我们读得非常多，受到了一些启发，我做一个补充。
    我感觉杨克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诗人，无论诗歌的材料、视野、方法、形式、效果，这些方面都具有一种多元性，刚才各位也都提到了他丰富的身份和角色，他作为一个的诗人，而且是伴随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和后现代气质的诗歌发展的诗人，永远保持着在场的心态；杨克也是一个有变化的诗人，我们看他的诗集是重新编辑的，他有标注时间，每一集在主题、视觉方面的某种考虑，在这点上，我们尽管没有办法通过诗集本身来了解他的历史，但是诗集呈现出来的东西，我认为“百科全书”这样一个概念是可以传达我的阅读经验的，他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编辑，包括有顺参与的《中国新诗年鉴》，应该说对将近20年以来的中国诗歌的进程，包括诗歌版图的扩张和互动，在这里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也在高校里面进行诗歌教学，还有他的创作，从这些方面，我想都是他身份里面其他诗人所不具备的。给广东诗歌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交流平台，他身份的多样性，以及相对来说是广东目前最活跃的诗人里面应该说年龄不算最大的，可他有非常丰富的阅历和全方位的身份。
    说到他的诗歌本身，我们注意到这种题材的丰富性，应该说涉及到了我们当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都市、农村、田园，大到太空、天空，小到非常精细的事物，他都带有很强的及物感。另外他并不是一个很习惯抒发自己内在个人情感的诗人，尽管里面有抒情成份，但是这种抒情有比较强的民间性，而不是个体性，包括关于他本人的自画像，这里面有他的丰富性，在材料方面，应该说具有这样非常广阔、强大的吞吐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在视野方面，很多同行刚才都提到他的诗歌的现代性、全球化、都市文化的东西，在这里面我感觉到他确实费了很多心思，包括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他对无论是境外的、西方全球的经验，包括一些观赏性的东西，还是他对于城市的经验和乡村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在这里面有一些是对自然、生态的关注。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说，具有对现代的反思、批判，应该说是有某种后现代主义的意味，它具有一种生态主义的联系在里面，这是从他的题材到他的诗意。
    方法方面我要谈谈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广州诗里面有他的特色，他的诗歌具有抒情意味和诠释成分，诠释是借助于语言之间的碰撞、张力，张力是比较明显的。除了这些之外感觉上还借用了新诗歌一百年来我们所讨论的东西，比如口语化、散文化、戏剧化、小说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细看，他过去的一些诗我也看过，实际上在手法上面、方法上面，把诗歌所能调用的一切资源，通过他自身的整合呈现出来，在这点上也达到了他百科全书式的效果。
    在形式上面，刚才熊育群兄也提到了，要对杨克作出一个准确的，一言而蔽之的定位，确实很难，因为他的形式很丰富。但我觉得还是要有点定位，这个定位还是要把他放在全球和中国、传统和后现代、自我和外部空间，要放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来看。所以杨克的诗，广东的诗坛可以说是民间写作的一个大省，产生了在国内非常有特色的一波诗人，尽管我们的地缘优势方面稍微弱一点，外部的关注不多，但只要我们耐心去看，广东的诗人、广东的诗歌做的还是非常漂亮的。杨克可以说在全国影响层面是首屈一指的，在我们这波诗人里面，他的身份也是一样，他有综合的、百科全书式的背景和处理诗歌材料的能力。在诗坛里面，可能黄礼孩作为一个在民间诗坛方面，从写作到编辑，到诗歌活动这方面，我觉得他正好和杨克构成了某种互补，他也是一个变化的身份，他的位置，包括前面提到的民间、知识分子这些东西，我们以民间知识分子的划分来看，与其说杨克是某一个单方面的诗人，我觉得还不如说他是民间的本色，同时兼顾了知识分子的写作，甚至包括了主流的官方写作。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宏大叙事，包括人民、祖国的这种宏大叙事还是存在的，在这里面，我觉得他的诗歌极具多样性和百科全书式的吞吐量，他是兼容了各个方面。所以我们在定位的时候如果把杨克放在刚才所说的背景下来定位，我觉得在目前来说他是具有比较强的成长性的诗人，因为大家都在说他的优势，以杨克本身的经验、历练、沉淀、积累，说实话我个人觉得他目前还有更漂亮的作品，尤其是比较长篇的作品，我觉得他应该容易有比较长篇的作品出来，因为他的诗歌具有一种特质，所以我有这样一个期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多少有点比较私人的、对他诗歌的一种理解和期待，不一定正确，但我想他应该还会有更漂亮、更大的作品，能让我们看到他那百科全书式的经验有一个非常集中的呈现。
   
    张清华：谢谢伍方斐从多维度、多侧面的全面阐释！还有半个小时，咱们还有七八位朋友没有来得及发言，希望接下来咱们发言的朋友能够把自己的时间限制在四五分钟，把观点亮出来，把时间压缩一下。接下来请柳冬妩。
   
    柳冬妩：谢谢清华老师！杨克老师写过一首诗——《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我也来自东莞，我也是在东莞喜欢上稻田的。
    前些年广东提出了一个“粤派批评”的概念，但我觉得相对于“粤派批评”，粤派诗歌更加清晰，辨识度可能会更高，杨克老师作为粤派诗歌的领军人物，我觉得他的位置就相当于李宗仁或者白崇禧的位置。
    我第一次知道杨克老师的诗是读初中的时候，大约是1986年左右，在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听梁小斌主持的一个诗歌节目，他推荐的一首诗歌就是《走向花山》，我觉得《走向花山》这首诗打上了明显的广西特有的地域文化烙印。杨克老师来了广州之后，诗风随之一变，写了大量具有粤派特征的诗歌，特别明显的是《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把这首诗的名字改成“在南宁或者在桂林遇见一小块稻田”，这首诗的张力会顿时丧失掉。杨克老师还写过东莞的松山湖、旗峰山，广州就不用说了，广州很多场域都成为他诗歌里面一个重要的话语场、一个磁场、一个气场。
    读杨克老师的诗歌，有时候我会想到古代的岭南诗人，比如读杨克老师的《逆光中的那一棵木棉》时，我就想到宋代诗人杨万里也曾经写过木棉。看杨老师的《在商品中散步》，我就想到了广东清末的诗人黄遵宪，他当时把轮船、火车等引入到古典诗歌里面，我想黄遵宪当年没有完成的诗歌革命，在杨老师这一代诗人身上把它完成了。
    其实中国汉语诗歌，关于岭南的几千年的书写作为观照杨克老师诗歌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从汉代的马援写下那首《武溪深》开始，到唐代、宋代很多诗人，特别是我留意了很多清代的诗人都写过以广州命名的诗歌，杨克老师也写过以广州命名的诗歌，他的诗歌中出现了很多广州所特有的场景，比如小蛮腰、广州火车站、天河城广场等等，中国古代的汉语诗人的诗歌在几千年前也写到了岭南，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关于岭南诗歌的一个意象体系，这样来看，杨克老师的诗歌激活了这种传统，或者说是唤醒、扩容了这种关于岭南的书写，我觉得这种价值可能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于杨克老师来说。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张清华：从地域性和历史脉络的角度来看杨克，有新的发现。接下来请方舟。
   
    方舟：非常高兴参加杨克诗歌研讨会，我个人的几本诗集和我自己编的东西都是杨克老师写的序，渊源不一般。首先我认为杨克老师当下的写作状态是最佳的，是一个具有国际实力和影响力的杰出诗人所具备的状态，当然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样板，他不仅使自己坚实，还提供了中国诗人的写作面貌和中国诗人的诗歌情怀，更为中国当代的诗歌出路提供了范本，刚才很多老师都说到了，他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当下的诗人，在面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点是很难得的。比如我们在国际上获得影响的诗人，往往是有某种特别的遭际，或者出于某种无奈在不同文明体制下和生存背景下写出了西方世界的诗歌，被西方的主流文学界所认可，这种例子很多。但是杨克老师刚好是很特别的。我觉得关键是你是否写出了人类普遍情感中那些被束缚的和被损害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被你的诗歌照亮，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
    我认为杨克老师的诗歌语言体现了中国古代汉语的那份优雅，那份灵活性和那种灵性，杨克老师的诗歌始终保持一种简洁、稳健的或者一以贯之的方式，并不是说杨克老师的诗歌语言是封闭的、不流动的，实际上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对叙述性的，包括叙述元素的重视和当代生活情景、场景的那种精准的裁剪恰恰是它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杨克老师并没有写得很浮躁，比如《人民》结尾那句。
    杨克诗歌写作的耐力或者活力，在中国是能够做长跑的诗人不多，能够跑到终点的诗人更加少，但我觉得杨老师有这个写作的耐力和持续的活力，我就不展开说了。
    我也是来自东莞的，90年代一直和杨克老师保持某种亲密的接触，一直到现在，我觉得他一直在关注青年诗人和几代诗人的成长，不管东莞以后还有没有最后一片稻田，但我相信在工业的丛林里还有诗歌活着。
   
    龙扬志：我简单讲几句，作为一个80年代就开始从事诗歌写作的作者，杨克老师有作为编辑的身份，还有作为重要的青年诗人的身份，当然他现在这个身份已经变得越来越丰富了。
    刚才伍方斐兄提到杨克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诗人，上个月我恰恰接了一个任务，中国百科全书第三版要开始重新修订，重新写作，杨克作为一个增加的词条纳入进来，其中我要写他的这个词条，在一千字的篇幅之内怎样展示出他这样一个真实的身份，确实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困难和问题。但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真性情的诗人，并且他的写作始终与中国现实保持某种关联。我记得有人提到20世纪的诗人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努力使诗歌与社会产生现实的关系，而杨克恰恰是这样一个能够证明这样一种判断的诗人，因此他不管是对所谓底层的写作还是对中国现在遭遇的呈现，以及他对民间声音的推动，都体现了诗人与现实相结合的的动力和情怀。因此在我看来，他的这些写作是具有很大命名的能力，包括《人民》、《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这样的诗句，这样的标题都是具有很大的命名能力。但我也看到以《人民》为系列的诗歌，像早期这样一种对底层百姓的书写，到后来他对世界视野的扩张，包括他写伊拉克、苏丹、德国，以《人民》作为标题的诗歌，总感觉到还是以反映中国底层人民的诗歌写得最入心或者最能抵达这个社会的本质，而所谓的以国外的视野可能贴有一点标签化的特色，他的这种视野在扩张过程中还是要回到最熟悉的生活或者最熟悉的体会，不然会使得他的诗歌陷入一种为形式或者为其他标题化写作所困扰，我觉得这点也是他以后写作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申霞艳：和杨老师认识很久，在很多场合听他谈诗，我觉得这是是蛮难得的，我们在文学上开了很多次会，一般是听人家谈女人、酒、谈房子、谈茶。但还可以兴致勃勃谈诗的，在这些年来，这个年龄的，杨克老师是仅有的。有一次我们在一个车上，他一直在谈对古代诗歌和当代诗歌的整体看法，这个整体的看法也形成他自己对写诗的思考，他是有凝聚意识的，诗歌跟其他文体不太一样，诗歌更强调他的传播性，没有人会去背小说，但是我们怀孕的时候就给小孩背“床前明月光”，诗歌和其他文体那种不同的特征，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里非常明显的，我们从小就在一个古典诗歌启蒙的环境里面，包括语文教育，甚至包括文学生活和日常生活里面的东西，都跟诗、诗意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在现代诗里面，里尔克说：诗人的作用就是让可怜而又疲惫的词语焕然一新。这个时候我想到杨克老师的《人民》，这首诗是被谈论得最多的诗，我最感兴趣的是里面的一个比喻，他说“就像肮脏的零钱”，我觉得确实，如果我手上拿着一个肮脏的零钱，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施舍给乞丐或者怎么样，可小时候再肮脏的钱我也会把它弄得平平整整的，把它收好，但是在今天如果人家递给我一张肮脏的零钱我可能就不想要了，这样一个比喻其实很折磨我，我觉得这个折磨还蛮困惑的，就是人民的处境和肮脏的零钱的处境那种惊人的相似性，我觉得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比喻的新词，但因为我自己从小写作文就没有写好这类东西，所以我也谈不好诗歌。
    我觉得杨老师有这个凝聚意识，他的整个诗歌里面，比如《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他在“东莞”和“稻田”之间的张力，都是有助于它的传播的。杨老师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能在很多现代生活里面发现诗，他确实能在任何事情里面都能找到诗，这跟他的心情有关系，他是他的年龄人里面最年轻的，可能是诗人中间颜值最高的诗人。我觉得诗歌能让他保持这样的容颜，是他的心情跟这些诗之间的匹配性。
    我看到很多人被各种事业折磨得非常疲惫不堪，但是在杨老师身上看不到这个东西，他可能和他的生命有一种契合的状态，或者他天生就适合做这样一个事业，天生就适合从事写诗的工作，我觉得是一个天赋的问题，当然从后天上，杨老师也蓄意把一个现代社会的一些经验、意象放到诗歌里面来，这都是一些诗意的层面，这跟古代诗词里面对于语言的那种锤炼，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总之我对诗歌没有研究，我很愿意在这样的场合里向大家学习，谢谢！
   
    张清华：申霞艳关于杨克诗歌的修辞的有效性，我觉得做了很好的阐释，但是另一方面我刚才很有感触，杨克兄在广州是非常幸福的，不只被写进了百科全书，而且被年轻美丽的女批评家认为颜值是最高的，我觉得太享受了。
   请胡传吉教授。
   
    胡传吉：因为刚才老师们已经谈到了很多杨克先生对当代诗歌事业的贡献，我就谈一谈我对杨克先生一些诗的感受。我的主题词是：温和与儒雅也是一种力量。我简单讲四点：
    第一，杨克先生的诗，很多老师都提到了，杨克先生的诗是万物，尤其是世俗、生活皆可入诗，不管是什么题材，尤其是世俗生活的题材他能信手捏来，自成诗意；从写作能力来讲，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写作能力。比如你把一个手机写出它的诗意是非常有难度的，在杨克先生的诗里面，这对他来讲是不构成难度的，第一点万物皆可入诗。
    第二，世俗生活入诗这点尤其值得一提，在当下新的写作里面至少有两种倾向是非常普遍的，一方面世俗生活在诗里面被扭曲、被丑化、被矮化。另外就是回避世俗生活，把世俗生活虚化的手法是非常普遍的。杨克先生的手法是不太一样的，他是一个相对温和和比较儒雅的方式进入世俗生活，也不是说让世俗生活扭曲变形，而是发现生活中那些温情的部分，发现生活中那些自身的力量，尤其发现生活中自含的悲剧性，我觉得杨克老师确实有非常强的说服力。另外就是《杨克的当下状态》，我觉得那首诗特别好，相当于写出了一个时代大的困境和困境里面一点点的小幸福。
    第三，我想讲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关于诗歌跳跃性的问题，或者关于诗歌断裂性的问题，这在诗歌里面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我今天仍然想提出来。我为什么想讲诗歌的跳跃性和断裂性呢？我比较了一下，写诗歌的文字和朗读诗歌的感觉，有些诗歌朗诵起来是没办法去分行的，就是诗歌它本身写出来是一行一行的，但是我们朗诵的时候发现没办法为这首诗歌断句。这回到我讲的诗歌跳跃性和断裂性，诗歌的很多含混、混淆性和丰富性，很多时候要通过一个跳跃性和断裂性来实现，也就是我刚才做的比喻，诗歌写出来好像都是一行一行的。但有些人的诗歌读出来就是一整段，它是没有办法去分行的，也就是这样的诗歌其实是没有一个断裂性的，它就是一个段落，一个句子，甚至是一篇文章，只是我们反过来看一看这个诗歌或者这个段落切成了很多行，好像变成了一个诗歌。这里面体现了诗学趣味的差异或者分歧，通过连贯性和顺畅的东西来表现诗意，但在现代诗歌里面，很大程度上要打破这样一个对连续性，对简单逻辑的追求。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一个好的诗歌，其实下一句没有必要为上一句承担逻辑任务。恰好诗歌的断裂性和跳跃性为诗歌赋予了含混特色、丰富性和复杂性。我想把杨克先生的诗读出来，再回过头来看看书写的对比，杨克先生已经解决了这样一个常识，我觉得在这点上，杨克先生的诗做得非常好。
    第四点，回到温和和儒雅上面来，生活在当今的中国，愤怒出诗歌是再容易不过的，你要骂一个东西，批判一个东西，斗一个东西是非常容易的，如果批判、斗争和仇恨是一个态度，那温和和儒雅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或者说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东西。我最后为什么要说温和和儒雅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讲太多，我觉得温和儒雅后面包含了当今中国很缺乏的东西，就是智慧性的东西和冷静性的东西，谢谢！
   
    张清华：谢谢胡传吉教授！还有两三位非常重要的专家没有来得及发言，我们可以把时间向后延续一刻钟，先向后面活动的主持人表示歉意。下面我们请陈希教授。
   
    陈希：我简单地谈两点对杨克诗歌阅读的一些感受。首先是我看到杨克的诗，上面有杨炼和哈金对他诗歌的评语，我不知道杨克是否有留意到他们评语里面的意思，两个评语恰好是一个悖论。有人说艺术一半是过度，另外一半是永恒。
    刚才很多人介绍杨克的诗时，说他是民间写作，是第三代诗人代表，是口语写作诗人，但是我想可能更重要的，是不是杨克的诗歌具有一种超越性，这种超越性首先是建立在悖论上的，他既有所谓的民间写作立场，这种姿态，同时他融入了知识分子写作里面体现的那种精神或者责任。在近代广东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诗人叫黄节，他是南社的重要诗人，但近代诗歌史对这位诗人的评价，应该说地位是急剧上升，说他是近代第一位诗人，我觉得这个评价是比较到位的。我觉得杨克以民间写作的立场来介入，但是在整个诗歌的精神来看，他的这种担当实际上是有一种风骨在里面，一种责任和人文关怀在里面。他所谓的悖论性的存在，对诗歌写作、民间写作的一种超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悖论和超越，才成就了杨克。
    我接触了杨克的为人和诗歌创作，这里面也有一个悖论是他是中国诗歌30年以来活化石的一个存在，同时他又是很难得的，是在诗歌园地里面一棵艺术的常青树，活化石和常青树实际上也是一个悖论的存在，我就不展开。我还要补充一点，大家说一个人的诗歌的艺术价值可以从多种维度来评判，但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也问过杨克，我说你写的诗，你能不能把自己的诗背出来，他说基本上能背出来，他的审美触角是立足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包括从自己的生命体验里面流露出来的，作为读者来讲，我们能够感受到他诗歌的艺术性，同时他的诗也非常适合朗诵，现在要找一些适合朗诵的诗不容易找，杨克的诗是比较适合的。谢谢！
   
    张清华：活化石和常青树，一体同构，我觉得说的非常精彩，非常准确，从更高层次上阐释了杨克的两面性、多面性，谢谢陈希教授。
    接下来请罗执廷教授。
   
    罗执廷：谢谢大家！我认为杨克是一位具有独立性和综合性的大师，这个综合性我觉得表现在他的写作技巧、风格的全面性、题材的丰富性、诗歌思想的深度和精神的高度等等方面，过去我们习惯于用第三代实力派、民间都市诗、日常生活等等概念来命名和阐释杨克的诗，不一定对，但它只是概括、描述了杨克某一个时段或者某一个侧面，不能完全概括杨克整体诗歌创作的样态和成就，我们说他是一个独立性的诗人，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类型化的诗人，不是一个流派性的诗人，也不是一个群体性诗人，他有一个时段曾经是这样的流派性和群体性的诗人，但此时此刻，现在以及将来，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因为杨克创作的水准一直是这么高，他已经超越了类型化、群体化的阶段，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独立性的、综合性的大师，大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两个方面量化来看，从杨克诗歌社会接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有点像北宋的诗人柳永，我们打开杨克的博客，看到有那么多的粉丝，大家都在关注着杨克的诗，和他交流诗歌的创作技艺，表示对他的敬意，表示对他的学习，这样的粉丝是几百、上千个，这说明他的大，在社会接受层面上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具有普及性的一个诗人，不论是学院派还是民间派，不论是中产阶级还是小资还是屌丝，各种类型的读者都能从杨克的诗中找到自己喜欢和欣赏的那样一个部分。
    从诗歌史的角度，杨克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想如果把建国以来几十年的诗歌写一部史，能够入史的应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能够设置专章的诗人，这样的诗人不会超过5个，顶多三五个，包括艾青、贺敬之等等，90年代以来，可能也就找到两三个，整体不会超过三五个。第二个层次的诗人是能够设章节的诗人，一个人能成为一节，有的是好几个人、一群、一伙一派成为一个章节，我觉得杨克凭他一个人30多年的诗歌创作积累，那么丰富、高水平，可以单独成为一个节。从社会接受的角度，从诗歌史方面的角度，杨克都应该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独立性的大师。
   
    曾念长：我今天是来借杨老师的光的，十几年来一直在读杨克老师的作品，读了也很多，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那些代表作，像《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跟《人民》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杨克老师的诗跟我想象的90年代以来的广东生活有很高的契合度，他的诗歌实际上拓展了传统人民性概念的诗歌写作，使当代人民性传统具有更丰富的同时，更有一种时代内涵的写作，我等下还要请杨老师对我的作品提出批评和表扬，所以我不能说太多，说点中性的印象。
   
    张清华：人民性这个词很关键，是对人民性最新的诠释。
   
    黄礼孩：我觉得杨克老师的书里面有几个维度比较重要，一个是时间性，比如他写《1999年12月31日23点59分59秒》、《五一》，他的时间性非常明显，我觉得杨克的诗里面有一种时间性的特点；二是空间性，杨克诗里面写到全球视野，写北京、小蛮腰，这些都是空间性，给一个诗人比较自由的想象，在意识、观念、想法有所扩展，杨克诗歌理念的空间好像是墨的流动，这种墨的流动是天地间的，他用沟通当下性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如何让他的空间里呈现出一种悟性跟人性透光的力量；另外一个就是当下，刚才也说到都市性、南方性和现代性，但他的当下性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当下性把日常都写进来。用简单的话来说我觉得杨克是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诗人，视野比较宽广，又有中国的写作经验，这种写作经验是有现代性的，他有30年来的经验纳入到写作里面，另外就是他的个人符号。所以我个人觉得他具有全球视野、中国的写作经验和他的个人符号。
   
    张清华：谢谢！接下来给杨克先生讲讲，刚才我们给他评价的时候，他特别淡定，没看到腼腆，尽管被写进了百科全书，也被申霞艳称为最有颜值的诗人，但他都比较淡定，接下来请杨克先生讲讲。
   
    杨克：非常感谢、非常感恩，我从来没有开过自己的研讨会，首先是感谢主办方南方报业集团、省作协，人民文学杂志社。特别是南方文学周主动提出来开我的研讨会，感谢他们！再次是感谢在座远道而来的很多专家，很多大师们和批评家们，我特别感谢很多广东的诗人，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发言，他们从深圳、惠州等地方赶来，有很多诗人都能做精彩的发言，所有研讨会都是德高望重的人发言，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不可能无限制地开下去，所以我对这些诗人特别感谢，特别感谢大家能来参加我的研讨会。
    另外是我非常惶恐，我从写作开始就惶恐，我有一本诗集叫《笨拙的手指头》，我觉得自己写的比较笨拙，因为我一开始老觉得自己写的不对，我觉得大家都写另一种诗歌，是不是我写错了？因为我们80年代开始投入去写，那时候最火的诗是《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王寅的那类，大家都是写成那样的，但我写了《大迁徙》，这是不是路子不对？因为大家都写那种诗歌，你写成了另一种，是不是你特别落伍，特别没有才华特别笨呢？很多年后，我换一个角度考虑，近来国外翻译了我好几本诗集，我没有选定给汉学家翻译，给他们随便挑，比如像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译者还是选了我的《大迁徙》，红水河建电站，要搬迁很多人。当时我写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写错了，今天我还是很欣赏王寅写的那些诗歌，可我也觉得自己写的没什么错了，中国30年来一直到今天还在迁徙，不断搬迁，包括后面拆房，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写出了中国的某种元素，某个时代的横截面。另外我的写作的方式也还是现代主义的方式，并不是说我之用原来传统的乡土是风格来写，当时我还写了比较原始一点的少数民族文化，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他觉得你写出了中国，或者写了中国的历史语境。我觉得别人都写的挺好的。写得挺好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有人跟我私下说过中国诗歌的一个毛病，大多数人写“优秀”的诗歌太多了，不写点烂诗，为什么我觉得我写作不行呢？我还是写了很多烂诗，可我真的觉得一个诗人要写点“烂诗”，包括歌德也写烂诗，《我的心遗失在了海德堡》“那个青年不善钟情那个少女不善怀春”之类，包括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我恰恰觉得诗人是不是也应该写点这种类型的诗歌。我自认为我还有点读者，包括今天后面这一排坐的很多都是诗歌爱好者，不是诗人，他们在网上跟我交流，我知道还有一种我们诗人认为不行的诗歌，但人家不写诗的人都很喜欢的诗歌。有诗人跟我说除了优秀的诗，我们是不是要写伟大的诗歌，不是说写一首长诗就叫伟大的诗歌，而是一种大关爱大情怀的写作，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写作。从我个人来说，我也写一些技术上被认为比较好的诗歌，但我也一直写一些可能诗人觉得不怎么样的诗歌，诗歌自古以来都需要这样的写作，所以我对诗人老讲“难度写作”是有点怀疑的，既然是没有难度的写作，那么自古就应该很多人写出来，为什么几千年能留存并口口相传的人也不多呢？说明“日出江花红胜火”那种看似很容易的句子，它也是一种难度。所以我觉得我们几十年来的诗，有“难度”的太多了，诗人觉得自己写得非常好，但读者可能不这么认为。比如我有一首诗只被陈希教授的选本选了，其他的选本都不选的，《江河源》。我有新浪博客，微博上有八九万读者，我问他们喜欢我集子中的哪首诗，读者喜欢的诗真的跟批评家和诗人选的诗是不同的，很多读者喜欢简单、明快，有意味有哲理的，就像“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样的，所以还是要有一点这样的诗歌。
    我个人体会，我自己做得不好，我们这代人没有做得很好，我们不太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每个诗人都力求写得很好，很自我，很独特，但读者无法代入。比如像舒婷那样的诗歌，为什么很多读者喜欢呢？尽管《致橡树》是舒婷写的，它是任何一个人谈恋爱都可以把这首诗抄送给对方的，可以置换成自己的感受，有共鸣。我们是不是故意的非要写成咬文嚼字的诗？当然一个诗人，专业和同行都认为你写不好，也是不行的。但除此之外，诗人还是要有口口相传的诗歌。
    我写作的时候觉得自己写错了，还因为我的诗没有一致性，可也许一个诗人哲学上就应该是矛盾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诗要写自我，要写个人的梦呓，幻觉，诗首先当然是个人性的，它必须是个人的，自我的，但是总还要跟公共空间有点相接，这也是我对写作的考虑和想法。我觉得很多诗人都比我写得好，所以非常不好意思，大家来开我的研讨会。听了各位的发言，有很多启发，深受教益。因为是研讨会，大家的发言是非常包容的，给我的诗很多原谅，大家讲的都是好的方面。任何人的写作，即便是大师，也有很烂的写作，一个诗人，假如能有几首诗被认为不错，有一首好诗，也就值得欣慰了，所以从这点来说，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在80年代时很喜欢读《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那些书，如今我依然觉得我的写作只是在路上，我会把它一直写下去，怎么写，非常绝望。写作在我看来最后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也许每个写作的人都对自个的东西评价很高，都以为自己可以达到彼岸，可我写了半天，我会觉得世界上是不是真的需要我写的那一首诗？不久前去剑桥，参加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诗歌节，剑桥的图书馆有1500万册书，当时我就想，还需不需要我们再写一本书？所以对写作我是非常绝望的，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大师，包括在座这么多写诗的朋友和搞批评的朋友，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师。谢谢大家！
   
    张清华：杨克兄最后的陈辞很低调、诚恳，让我很感动，因为诚恳和低调，是一个特别好的陈辞，对自己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总结。
   由于时间关系，占用了后面的时间，非常抱歉！我开过很多研讨会，但是今天只有2个小时多一点点，我们经历了一场非常有学术水准的、高质量的研讨，给我个人也留下来了一个非常难忘的记忆，再次感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