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周崇贤  吕啸天  叶光荣

    引子
    周崇贤：今天我们主要聊文学的社会责任。其实这个东西每个人都在讲，但大多仅限于“口头革命派”，无论是文本，还是作家的行为，对当下社会进步有没有推动作用，我们实际上并不是很重视。
    吕啸天：我觉得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当前，文学责任在很多作家或文学圈子里都缺失了，这是因为“个人名利”被放大，社会责任被忽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又严峻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
    叶光荣：有作家说自己的写作就是一个职业，以写作求生而已，跟木匠、小贩等没有区别。我不认同，我觉得除了求生，作家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通过文学手段，引领人类走向更高尚，更文明。
　　　
    文本也有社会责任
    周崇贤：是的，现在很多人都纠缠于个人名利，比如，我的作品写得比别人好，我获了多少奖等，一天到晚陶醉于这些，却忽略了我和我的文本，能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能给他人带来什么。
    吕啸天：在社会责任中，作家的第一个责任就是文本，即作品的责任。现在很多作家，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被新的价值观所诱导，把物质追求放在首位，忽略社会责任。创作作品，首先考虑的是能挣多少钱，能获多少奖，能得到什么好处。作品最重要的功能——能否给读者带来精神启迪却被忽略了。连作家自身的价值观都扭曲了，还能指望他写出好作品？　　
    周崇贤：我参加过一些嘉宾和规格都相对高端的文学会议，按理说，这应当是一个充满精神气质的“理想国”，可是，我发现很多嘉宾从头到尾就陶醉于文本的技术性攀比，即谁的文本写得比谁水平高、更完美；或者谁获得了什么奖，得了多少奖金……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误区。
    吕啸天：对。这种价值观或写作观在作家中弥漫着。部分名家冲着市场或奖金去写作，初学写作者当然跟着仿效，结果就糟糕了。一个作家如果作品不能感动读者，却花心思去跑奖，去搞诗外的功夫，这是不可取的。
    周崇贤：今天来到文学现场的叶光荣是另类。他每天都会写一首诗，发在微信群里。但他的诗歌换不了稿费，获奖的机会也不多。也就是说，名和利他都不沾边，但他还在坚持写。而且我发现他越写越好，越写越有味道。
    叶光荣：我不是诗人也不是作家，没有各级作协的会员证，我只是喜欢诗歌，我觉得诗歌能让浮躁的生活安静下来。我还经常读诗给别人听，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享受到这一份静美。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尽社会责任。
    吕啸天：按常理，写出好作品，获奖获利是水到渠成的事。但这个写作规律被颠倒了，很多人把名利当成写作的首要动力，经常忽略了作品本身。于是文学或者文本的价值就被扭曲了。
　　　
    关于“叶光荣诗歌奖”
    周崇贤：叶光荣只是一个打工仔，每个月也就两三千块钱，在珠三角可谓穷困潦倒。他用工资设立了“叶光荣诗歌奖”，这其实也是在承担社会责任。
    叶光荣：作家劳伦斯说，作家笔下的每一个人，每一棵青菜，都应该是饱满、丰富的。我愿意做那棵青菜。我觉得，人活一世，能力所能及地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情，他的一辈子才会“饱满而丰富”。那么趁我还活着，能做点就做点吧。
    周崇贤：关于“叶光荣诗歌奖”，很多人说：叶光荣你穷得叮当响，也不是大作家，有什么资格设奖？我不认同这种观点，我认为叶光荣的行为本身就是很美的诗篇。
    吕啸天：“叶光荣诗歌奖”的社会反响很好，这只是一个诗歌爱好者的行为，产生了这么大的积极影响。如果他是名作家，那影响肯定更大。可是，有多少人愿意去做这种事呢？很多人，就算有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很多本事，也不会这么干，而是热衷拉关系，混圈子，为以后获得更多的奖，更多的名利去做铺垫。
    叶光荣：文学不死，不是你写了多少文字，出了多少书，获了多少奖，而是你通过文学手段传递给世界的价值观能影响多少人，对社会是否有推动，是否让人觉得你这个地方或你这个人有情怀。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让人非常遗憾的就是价值观明显出了问题。一些水平高、地位高的作家，热衷谈论的都是稿费、获奖以及自己在圈中的地位，却忽略了一个作家应有的、对社会的责任、贡献和推动。
　　　
    精品即“精神之品格”
    周崇贤：政府宣传部门和文学机构喜欢说“精品”。精品到底是什么？既然叫“精品”就应该注重“精神之品格”，除了语言、表现手法这些技术层面，最重要的是看它有没有推动社会，有没有给人类带来温暖，带来心灵的抚慰，有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其实，就算叶光荣不写诗，只要他做出了这种行为，我就认为他的血液里充满了文学的力量。
    但如果为了拿奖，为了混文学江湖，为了个人那点小名利，一门心思写所谓精品……我很怀疑他写的那一堆文字，对社会到底有什么用。
所以我觉得类似叶光荣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精品”。他在力所能及地推动社会，在为他人尽自己的微小力量，就像冰心写的小桔灯，他在发光发热，照亮别人。比如鲁迅，我们敬仰他，是因为他的作品文本多么精妙吗？不是，而是因为他在那个时代承担起了作家或文学应有的责任。如果他仅仅为了拿奖或稿费而写作，我想他早就被淹没、被遗忘了。
    叶光荣：我设立这个诗歌奖的时候，很多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这是你出名获利的机会，快把你的诗歌集中起来，然后拿去争取政府的扶持，会补贴多少钱。但我说不行，我的诗歌水平不高，不能这样干。
吕啸天：我们看到的文学圈，很多作家，包括技术不错的作家，至今还在为自己猎取更多的资源而努力，他们真的忽略了自己这短短几十年生命的价值。人活一世的价值，其实就是你有能力的时候帮别人，你的行为就是一部充满力量的大书，就是精品。
    周崇贤：精品，它必须是精神之品格。你要把这种“精神之品”传下去。而不是陶醉于你在作家行当里成了“卖油翁”——能够把油从那个小铜钱孔里倒进去，展现你的技艺多么高超——这只是你的必备技艺而已。“卖油翁”的价值不在这里，而是他身上的精神力量——你看，我一个卖油的老头，小学都没毕业，但我做一行爱一行，勤学苦练，我把油倒进钱孔而钱不湿——把这个力量传播出去，影响别人，让这个社会、人类往美好的方向去。

    用文学提升国民素质
    周崇贤：文学最大的功能就是启蒙，它让我们懂得爱，有情怀。几年前的“小悦悦”事件中，那个把小悦悦抱起来的婆婆，据说她不识字，但她的行为，给我们的心灵造成的震撼，已经是很文学的行为了。在我看来，文学应该是一种血液、一种基因。文学不是一堆文字的组合，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它得具有“启智、明理、养德”的功能，它让我们懂得人世间有很多美好，我们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抱起“小悦悦”的婆婆，就是美好人间的组成部分。
    吕啸天：你说的这个层次就更高了，这涉及到国民素质和文化素养，我们文学的审美功能或者批判功能，有没有让国民的素质得到提高？莎士比亚影响了英国人民，《静静的顿河》影响了俄罗斯人民。那么在我们这个思想多元、价值观多元的复杂时代里，谁来影响中国人民？
    周崇贤：平时，我们可能会对某些行为很漠视，觉得很正常，因为大家都这样做，但有一天，我们突然会因此感到羞愧，漠然的心灵一下子被唤醒了。那么，是什么在唤醒我们？我觉得文学就要承担这个功能。
　　　　
    “电召诗人”与乞丐读书
    叶光荣：有天晚饭后，我在南海罗村看见一个乞丐在报亭边看书，无视所有来往行人。我很感动。后来我跟我爱人说，连一个乞丐都在看书，我们有什么理由对这个社会悲观？可是，偏偏就有很多人整天抱怨。抱怨是一种病，而诗歌是药——可以净化人的心灵。所以我在很多人都在质疑佛山“电召诗人联盟”，认为老百姓傻到根本不懂诗的时候，果断加入团队。我想为老百姓写诗，为市民读诗，我相信他们能看懂，也能听懂。因为诗歌跟音乐一样，它天生是一种没有国界甚至没有物种界别的艺术。“电召诗人”是佛山的独创，独创需要勇气更需要担当和使命感，所以我要加入他们。
    我写诗发表在Q群、微信群里，有人问我：为何我的眼睛看到的都是不公平、不公正，但你叶光荣眼睛里看到的却这么干净、阳光，为什么呢？”因为我热爱诗歌，我是“电召诗人”，我要为老百姓写诗读诗。
    周崇贤：就眼下的阅读生态而言，莫言的作品属于“催眠型”，真正能让人读着不睡觉的实在不多。比如《生死疲劳》《蛙》等，除了文学评论家，大众基本上都是读着读着就想睡觉。虽然很多人到莫言老家抠他们家墙上的黄泥巴，拿回去泡给自己的孩子喝，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喜欢莫言的小说，而是向往他的成功，总之都是急功近利的，跟文学没有关系的做法。对于莫言小说表现的对生活、对那段历史的悲痛反思，很少人能体会到。所以，莫言靠作品产生的推动力，也仅仅限于思想界或哲学界或精英阶层。但中国这13亿人，谁来推动？那就需要像叶光荣这样的人来推动。你现在心情很烦，我给你读一首诗歌让你的心灵安静下来，哪怕你认为我是个疯子，但你听了泰戈尔的诗歌，听了雪莱的诗歌后，如果觉得还真有点美，这就够了。
    其实这种接地气的、对大众的推广更重要。毕竟莫言只有一个，也许十年百年后才会出下一个。如果作家成天望着诺贝尔，成天想着“成为第二个莫言”，成天折腾自己那点扬名立万的小心思，却忽略掉社会责任，会是什么情况？大家都往“诺贝尔”挤，也许十年之后又轮到其中的一个了，但大量的人却“死”在路上了。而这些“阵亡”的人，如果把时间花在为当下社会尽点力所能及的责任，不是更有价值？
    吕啸天：哪怕像叶光荣刚才所说，去分享他的文学经验，分享文学给他带来的善良。比如那个乞丐，我相信，他在那里看书，很多人根本不会过问他，开车也好，走路也好，都匆匆而过，但叶光荣为什么注意到他了？因为他在写诗歌，因为他是从没想过要成为莫言的诗歌作者，文学教给他爱，不只是爱自己，也爱他人。
    叶光荣的水平、机缘，加上他的一切努力，这辈子都成不了下一个莫言，但是，他这一辈子真是“死而无憾”了。为什么？因为连一个乞丐在那里看书，他都关注，并因此获得启发，信心和动力，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他在关注很多人完全漠视的东西，他的血管里，流的是文学的血液，爱的血液。
　　　　　
    “获奖症”下的文学生态
    吕啸天：现在人的生活条件都非常好，但幸福感却越来越低，很多人处于焦虑和不安当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价值观和生存观出现了问题。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或者充满焦虑和不安情绪的时代里，作家更需要做的是多给他人关怀、温暖和心灵的慰藉。如果作家自己都在为捞取名利焦虑，还能谈什么社会责任？
    周崇贤：现在文学生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对文学的评价标准太单一化。比如你获了某奖回来，可能你这个地区、你所在的单位等，就会给你提供更多的奖励和资源。这就搞得文学圈子和作家个人变得更加浮躁，把“获奖证”搞成“获奖症”，一大帮人都在跟风，都在为个人名利折腾。于是，整个文学生态就乱了，离“初心”越来越远。
    叶光荣：作家为奖消得人焦虑，业余作者更是成天忙于各种征文。我身边很多这种人，他们不关心社会，只关心谁又得奖了。我记得省作协领导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当下文学只有高原，缺乏高峰。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最终的症结就在格局上。很多作家的技术已经很高了，但格局很小，写来写去都只是技术上的成熟。而格局不大是很难成为高峰的。
    吕啸天：我们的技术很纯熟、很老练，对汉语对文字的运用很了不得。比如，如何创新使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写作方法，或者开辟一个流派、一种风格，当然他的文学贡献是巨大的，但问题是你如果只关心发表、出书、获奖、走红、成功，而不放眼整个社会，不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做事情，这个格局就上不去，那就只能是高原，而无法成为高峰。
　　　　　
    作家行为就是最美的诗
    叶光荣：加入佛山“电召诗人联盟”以来，我参与了很多社会公益活动。广州白云区出租车公司一个职工，他家小孩得了白血病，希望我去看看孩子，给他力量。本来“电召诗人”的服务范围在佛山五区，但我没有拒绝他。我专程到广州孙逸仙医院去看望那个孩子。也许他听不懂诗，但正如周主席常对我讲的那样，“电召诗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一首诗。它充满爱，充满力量！起初我还以为只是一个白血病孩子，当我到了医院，才发现那儿的白血病孩子太多了。一个陌生人、一个“电召诗人”的探望，在孩子们心里产生多大触动我不知道，但看到那些孩子，我更加懂得了生命的不易和不屈。
    我还跟周主席去九江看望过一个热爱写诗的残疾女孩。我们冒着雨，在她家小院里为她读诗，她妈妈边听边抹泪，最后连我们自己都读得满眼泪水。我讲这些，是想说，作家除了写文学作品影响人以外，他的行为，也可以影响他人。
    周崇贤：现在纸质书的传播力度很弱，一般发行一万本已经算不错了。这一万本卖出去，人家能不能看完还是个问题。你必须要面对这残酷的现实。那么作家本身和他的行为，就应该成为文学力量的最大支撑者和实践者。所以，当很多人质疑、嘲笑甚至打压“叶光荣诗歌奖”的时候，我坚决支持叶光荣，我十遍百遍地对他说，你不用担心你的诗歌写不过北岛，写不过顾城，不要想这个事儿，因为你的行为本身就是一首诗。比如去广州看陌生孩子，就是因为文学教给你爱，让你懂得爱。你不仅仅在爱你的亲人，爱你身边的朋友，甚至连陌生人的际遇，你都会感同身受，觉得人家不容易，无论是同情还是可怜，总之你去看他了，给他读诗了。虽说你们无亲无故，但我想信，那个孩子和他的家人，一定感受到了这来自陌生人的关心，这就是人间大爱，这就是文学最大的功能。
    吕啸天：作家在社会上还是很受人尊重的，怎么着也能影响一部分人，所以他参与社会活动带来的影响比一般人要大。如果作家愿意用他的才智给这个社会以正能量，我想会起到很好的榜样作用。
　　　
    价值观影响作家行为
    吕啸天：一个作家的价值观和他的行为有直接关系。你心中装着什么，装着人民币还是装着人民？你对人生，对社会，对这个世界是否充满感情？如果作家心里只装着个人名利，他能写出什么好作品？每一个作家都有推动时代发展的责任，如果只关心个人名利，那你的写作还有多大意义？
    周崇贤：作家是文学的传承者，那么他就有“启智、明理，养德”的社会责任，如果他的价值观，他的行为不具备这个，他写的书讲得越光鲜，越是对社会有害。
    叶光荣：前段时间，有个人老给我爱人灌输，说她挣了多少钱，生活过得多红火。我实在看不过眼，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信息：“当你拥有金钱和财富的时候，如果你不回报这个社会，你只能算是一个富人，而不是真正的富有。富人和富有不一样。”这个就是价值观问题。一个作家，如果自己都心灵浮躁，那他给这个社会带来的会是什么？可想而知。
    周崇贤：在这个浅阅读时代，很多书都没几个人看，这是现实。但作家行为的影响却可以很大，比如佛山市艺术创作院搞的“作家走基层”公益讲座，每次面对的是过百甚至上千的受众，他写的书，可以说，现场听众基本上没有看过。可他对生活的感悟，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当场就能影响一部分人。这就是“作家行为”，对不大读书的当下来讲，比他写的书更有意义——它可以把那些对社会有抱怨、对人生悲观、绝望的人扭转过来，成为积极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行为”就是一本活书，一本真人图书。
　　　
    作家行为引领时代
    周崇贤：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力所能及地去做一些事情，带动、影响这个社会往更美好的方向走，对当下社会来说，其实比多写一本小说或诗歌更有意义。
    叶光荣：我认为一个作家不能整天坐在家里写作，那样容易陷进个人名利拔不出来，最后成为一个格局小境界低的工匠。特别是因为某种机缘成名以后，更要用自己的优势，为社会多做有益的事情。
    吕啸天：作家协会能不能更加明确和更多地号召作家，除了融入时代、体验生活以外，还要融入社会，多做有意义的事情？甚至可以要求作家的公益行为，是跟创作并列的一种责任。我觉得应该提到这个高度。
    周崇贤：今年文联也号召作家参加“文艺家下基层”活动，效果很好。因为作家本身就是一个作品，你不是去教人家写作，而是去分享人生经验，分享你对生活的看法，对时代的看法，这样，对社会的推动意义比去教别人写作文的意义更大。所以我觉得叶光荣他们做的事情，比写一首诗出几本诗集更有意义。当然，不能说写诗不重要，这是相辅相成的。近来我发现叶光荣的诗歌水平比以前好像上了一个层次、有了更高远的境界，很有自然主义大师们的味道。我觉得这跟他做的那些“文化公益”有关系。
　　　　　
    产业工人需要文学
    叶光荣：我打工十几年，我一直希望有一个工人的文学协会。省青工作协成立后，前年我跟着吕主席筹备佛山青工作协，佛山民政局的人很纳闷，说佛山有文联，有作协，你搞什么青工作协？我不这样想，佛山是制造业大市，几百万产业工人，他们也应该拥有文学，应该有文学协会。后来我们还是把这个事情办成了。
    青工作协最大的特质，就是承担社会责任。对我们来讲，去工厂里讲励志课，远比写一首诗要有意义得多。这个庞大的打工群体，有多少人会看文学作品呢？莫言再伟大，小说写得再多，也跟他们没关系。所以我们去讲奋斗，讲品德，传递这些正能量。我们不指望他们中走出莫言，也不要求他们出什么精品，我们只希望他们感受到这个社会，有人还记得他们，还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分享人生苦乐。这不就是文学吗？文学不就是传递温暧传递爱吗？用周主席的话说，我们的行为本身就是最美的文学。
    吕啸天：产业工人是充满朝气，有追求有梦想，但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群体。特别是90后，他分分钟都会有很危险的念头。作家要是把正能量带进工厂，就像古人讲的“上医治未病”，能起到很好的 纠偏作用，不只是稳定了社会，更重要的是对一个群体的启蒙和引导。
叶光荣：深圳有个打工兄弟天天给我发微信，他说“我要的不多，为什么社会不给我，我还有什么希望？”他整天给我发一些这样的信息，我每次都回信鼓励他，所以他很信任我。
    周崇贤：关于产业工人，如果社会对他们很漠然，那么他们就很可能成为社会的对立面，可能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但如果引导得好，他又能成为推动社会的生力军。省作协青工分会的成立，就是新形势下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主席，我给这个组织的定位是“社会性”强于“文学性”，我们不指望协会培养出下一个莫言，但我们不能不尽社会责任。
吕啸天：佛山青工作协成立以来，经常进工厂、进社区、进学校送书送讲座。我们没有工资，没有专职人员，没有办公场所，干的都是义务劳动。假如我们没有社会责任和担当，肯定坚持不下去，但我们愿意为这个城市、为产业工人做点事，为推动这个时代的发展尽点力。
　　　　　　　　　　　　　　　　　　　　　
    “让无力者前行，让无声者发声”
    周崇贤：我是老一代打工文学作家，那时所谓“文学主流”高高在上，贱视草根。被瞧不起、被打击、被践踏等等我都经历过，所以我对社会责任尤其看重。对打工文学现象，谢有顺说过一句话，叫“让无力者前行，让无声者发声”。挺让人感动的。那时的打工阶层就是无力、无声者，打工文学虽说稚嫩，但它能“让无声者发声”，“让无力者前行”。
    吕啸天：非常对。现在很多作家，尤其是从草根出发的，当他成名之后，就瞧不起低层的写作者或读者，拼命想挤入“精英写作”。可中国有多少精英？我想大部分都是平民。那么文学到底是给1亿人看，还是给12亿人看的？如果大众艺术和平民艺术得不到倡导，这12亿人怎么办？我们为什么不把文学的种子种到12亿人的心田里去？
    周崇贤：随着社会进步，文学界开始关注打工作家群，特别是广东，做得非常好。省青工作协搞了两届全国青工文学奖，梁晓声、李敬泽、王干等这些文学界大腕，都很支持。从这个角度讲，当初我们那批打工作者坚持“发声”是值得的，因为我们事实上在改变文学生态。

    注：周崇贤,省作协青年产业工人分会主席。吕啸天，佛山市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主席。叶光荣，佛山电召诗人联盟成员、叶光荣诗歌奖设立者。